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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的热潮使土地价格直线上升，在种菜还是盖房子之间，往往被选择的是后者
“菜篮子”是普通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基本民生之一。不过，对于一些大城市居民来说，现在却面临着“吃不易”的困扰。以北京市为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北京市民吃的蔬菜中只有约10%来自本地。更令人担忧的是，北京的菜地面积已从17万亩缩减至1万亩以下，菜农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北京自身的供给能力正在不断萎缩。
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北京，其他大城市也或轻或重地存在着“菜篮子”日益缺失的隐忧。数据表明，国内多个大城市的蔬菜自给率均不超过30%，蔬菜种植面积连年下降。
大城市周边菜地的持续减少，与近些年来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有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对城市周边土地的需求十分旺盛。根据有些城市的规划，城区面积往往要比以往扩大数倍，这些占用的城郊地区大部分都是过去的主要蔬菜基地；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又使得土地价格直线上升，在种菜还是盖房子之间，往往被选择的是后者。
由于自身供给能力不足，大城市的蔬菜供应只能大量依靠外地调入。但由于物流成本高昂，商家想要盈利就不得不将这些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与发达国家物流业相比，中国物流成本要高得多，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物流业成本仅占整个运营成本的9%左右，而中国物流业成本则占20%。目前，中国90%的蔬菜供应主要依赖公路，面对种类繁多的收费项目，蔬菜商贩不得不依靠非法超载等办法来弥补由罚款带来的损失，这又容易加重道路拥堵及对路面的直接破坏。更令人瞠目的是，由于至今国内还没有出台明确的蔬菜运输车标准，致使绝大多数的蔬菜运输车不得不“非法”运营。
“菜篮子”供给不足，直接导致大城市的蔬菜价格居高不下。今年以来，由于天气异常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的蔬菜价格一直在高位徘徊。进入六月份以来，更是出现了快速上涨的势头，大城市的蔬菜价格涨势更为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周边菜地的消失，使得我国的蔬菜供应基地迅速集中到某几个省份乃至市县，这又为国内外资本的控制和炒作创造了条件。以“全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为例，目前寿光的蔬菜已占据北京市场的50%以上。但令人担忧的是，风光的背后却有着巨大的隐忧。比如寿光每年蔬菜种子交易额在6亿元人民币左右，但其中“洋种子”占到了六到七成。在彩椒、小西红柿、无刺黄瓜等品种上，国外种子甚至占到100%的市场份额，国内种子只能在菠菜等大路品种上有一席之地。虽然国外蔬菜种子的蔬菜产量高、抗病虫害的能力强，但售价比国内品种也高出20%左右。这部分高出来的价格，最后买单的还是国内的消费者。
早在1988年，我国就提出了建设“菜篮子工程”，并明确指出：大中城市要根据具体情况，合理确定“菜篮子”产品生产用地保有数量、“菜篮子”重点产品自给率和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等指标，并将其作为大中城市市长负责制的内容。不久前，为了应对快速上涨的蔬菜价格，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通知》，提出7条保证蔬菜供应的措施，并要求大城市实行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增强自给能力。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大中城市的“菜篮子工程”确有再次强调的必要。这首先要求从思想上予以必要的重视。有些人辩解说，相对于房地产业的高额产出和巨额利润，占用点菜地算不了什么。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如果简单地拿占用菜地的直接产出和利润相比，确实远远不如房地产开发的诱惑大。但如果算上由于蔬菜面积减少带来的长久的产出损失，以及全体市民因为蔬菜供应成本上升而引发价格上涨所需多支付的部分，也许就是一种得不偿失的短视之举。
此外，降低蔬菜的物流成本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这就要求在全国要形成布局合理的蔬菜基地和集散中心，努力降低蔬菜运输成本，有效防止运输大动脉变成“肠梗阻”。当然，适当控制一些特大型城市的规模，也能从需求方面减少蔬菜供应的一些压力。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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