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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政府比较明智，不去刻意地把某一时间点上的财富分布状态固定化，不去刻意保护具体的某群人的财富，那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就是可以容忍的
当今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学家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举个例子，大约在2004年，厉以宁教授曾经说出这样一句话：“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经济学家这样说话，当然有其语境。简单地说，他们对“平均主义”心有余悸。只是，经济学家其实是被“稻草人”吓住了：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平均主义，过去两千年没有，过去六十年也没有——真要是平均主义，农民该有多幸福啊。但是，这个子虚乌有的“稻草人”确实让他们走向了理智的深渊：他们有点喜欢贫富差距。他们相信，贫富差距才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于是，他们就把贫富差距当成市场经济的标志。在他们眼里，贫富差距成为一件好事。
坦率地说，这样的想法十分骇人，历史上还真没有其它学科的人宣称，一个社会出现贫富差距是一件好事。基于这一点，主流经济学家确实提出过，政府应当采取一些措施，适当地拉大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这个命题的背后似乎以这样一个命题为基础：经济增长的基础是资本投入，资本则来自于储蓄，而如果所有人同样贫困，那社会上就没有储蓄。反过来，如果社会出现贫富差距，那么，富人就可以储蓄，这些储蓄可以变成资本。资本可以带来就业，可以创造出财富。于是，穷人也从富人的财富中享受到了好处。有些经济学人据此断言，穷人应当感谢富人，富人的钱让穷人找到了生计。
上面一连串逻辑，存在很多跳跃，存在很多似是而非之处。而中国的诸多经济、社会政策就是以这类命题为基础制定出来的。
不错，在市场机制之下，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不可避免。假定有这么一个共同体，它通过一份契约成立，所有人均分了当时所能掌握的全部财产和资源。但很显然，即便在这个国度中，有一样东西也是无法在人们之间均分的，那就是头脑。头脑只能属于具体的个人，而无法分配。而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恰在于：财富、文明等等，是而且仅仅是人的头脑创造出来的。
所谓头脑，就是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人们熟悉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相关论述，但在奥地利学派内部，对于这种企业家精神还有更丰富的论述。概括地说，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中出现的机会，又能够大胆地把握这些机会，同时，也能够巧妙地利用各种资源，不管是不是属于他本人的。真正的企业家所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他的“企业家精神”，即使没有掌握什么物质性资源，他也可以利用他的企业家精神获得对他人资源的支配权，因为其他人相信，他将会创造出比本人直接使用更高的产出，而愿意让出资源的使用权。真正创造财富的不是“资本家”，而是企业家精神最为强烈的“企业家”。
这样的企业家分布在芸芸众生中间。每个人身上都有企业家精神，不过，某些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比较敏锐而强烈，大多数人身上则相对淡薄、迟钝。于是，即便在最自由、最平等的社会中，每个人所能获得、利用的机会，最终积累的财富，也会不同。不过，这一点并不令人担心。因为，人们发挥自己企业家精神的机会大体均等，则从长期来看，机会和财富会随机地分布在人群中间，换言之，穷人有很多机会变成富人，穷人始终有希望。如此一来，某一时间点上人与人的贫富差距，就不值得过多担心。
退一步说，即便是在一个法治不那么健全的社会中，企业家精神在人群中间随机自然分布的倾向，也会带来一个良好的社会效应：财富的不均等分布，不会变成财富状况世袭制度。
传统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在那个社会，财富的分布是高度不均的。但人们又根据经验总结说：“富不过三代”。原因在于，企业家精神病不能遗传。富人通常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证他的后代具有同样的企业家精神。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父、祖们积累的财富，有极大的可能被没有企业家精神的子孙浪费、损失。
当然，富人的财富并不会消散于空虚中，而会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其他人手中。比如，他大肆挥霍，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供应者将会获得收益。他经营不善，他所掌握的生产要素就会流入到可能没有他富裕、但比他更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手里。如此一来，不仅整个社会的效率会有所提高，也出现了一次财富的再配置过程。原来集中于一个人手中的财富，分散到多人手中。
这是自然给予人类的很奇妙的再分配机制。它确保了资源的不断通过再配置而流入企业家精神较为强烈的人手中，由此它也确保了社会的流动性，从而给了穷人以一定希望，相应地，部分地消解了富人的傲慢。
正因为如此，明智的政府对于富人家的败家子行为，通常持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这听起来有点残忍，但仔细想来，完全合乎社会治理的原理。维持财富的世袭制，除了对极少数富人有好处外，对穷人、对整个社会没有一点好处：它会损害效率，更会让富人傲慢，让穷人绝望。
总结一下：可变的、非世袭制的贫富差距是可以容忍的。当然，把这一点做到最好的，是现代的法治、民主社会。不过，在非法治、非民主社会，只要政府比较明智，不去刻意地把某一时间点上的财富分布状态固定化，不去刻意保护具体的某群人的财富，那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就是可以容忍的。
这么说来，现在各地政府积极培训“富二代”的做法，实在是非常荒唐。它试图通过灌输知识或者为这些富二代提供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的机会，让富二代最有效率地利用他们的父母们的财富。从而让已经掌握着财富的人的财富规模扩大。简单地说，组织这种培训的意图是建立一种财富世袭制。
好在，这些的目的几乎不可能实现。上天对富人并不会比对穷人更照顾。假如这样的目的实现了，那才是最糟糕的事情。不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政府保护富人、扶持富二代，都是一种最坏的公共政策。财富世袭制会让富人骄横，穷人绝望。具有这样的心态的两个群体之间，迟早会爆发大规模冲突，最终以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人的玉石俱焚而告终。
（作者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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