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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如果裹挟上权力，那将具有毁灭性；权力如果裹挟上财富，那必然是败坏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在这两者之间构筑起一道防火墙，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上下不能相安，而走向混乱乃至毁灭
对董仲舒，现代人没有好印象：他竟然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不是在践踏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么？但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如果董仲舒真是这么个大坏蛋，他怎么可能对治国提出极具智慧的见解？
“独尊儒术”建议是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之第三策中提出的。在这一建议之前，董仲舒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的国有化政策和官员经商风气，进而坚定地主张，官府和官员绝对不应当“与民争利”，绝不应当允许任何人同时掌握权力和金钱。
董仲舒的基本思考框架是“天人相应”，人的存在和人世间种种制度应当模仿“天”才有正当性，其“不与民争利”的命题也是如此论证的：“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上天很奇妙，根据它的安排，长牙齿的动物都没有角，长着翅膀的动物就只有两只脚而不是四只。这就昭示一项自然给人间所立的法则：一个人，如果已经在某方面已经享有较大优势，那就不应当再贪婪地追求其他方面的优势。换言之，一个人不能占尽所有便宜。
有鉴于此，董仲舒提出了一项治国的原则：“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意思是说，三代圣王治国之时，凡是获得爵禄的贵族，就不得经营农业，也不得经营商业。这是天要求于官员的伦理规范。
董仲舒举了一个例子：
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
故事大意是说：公仪休做鲁的相，看到自己家人却在纺织布匹，大为气愤，休了自己的妻子。在公馆中吃到“葵”菜，也很生气，跑到园子中拔掉了葵。为什么如此不近人情？公仪休有一个很庄严的理由是：“我已经吃上国家的俸禄，这些就足够生活了。你们自己织布、种菜，那么那些专门织布的妇女、专门种菜的农民靠什么生活？这不是抢夺了他们的生计么？”
根据这个先贤故事，董仲舒引申出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政府官员既然有国家的俸禄可以享用，那就不应在此之外经营农业、工业或商业。官员已经握有权力，就绝不应与民争利。惟其如此，官员之外的那些普通民众也可以有谋生的机会，可以获得些须盈利，藉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儒家所说的“义利之辨”，首先就应当从这个角度理解。
董仲舒曾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那些接受了市场经济理念的现代人据此抨击儒家，说儒家这种观念导致中国人重农轻商，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基本上属于胡说八道。
儒家关于义利的讨论，从来严格地区分两个群体：以儒家士人为主的社会精英和普通庶民。儒家从来都不反对过普通民众追求利益、利润，孔孟治国基本理念都是先富民、后教民。对社会精英，儒家则高标准、严要求。事实上，儒家也不反对儒者、社会中的精英追求利益，但儒家要求，精英在此之外，还应当追求一些超出物质利益的价值。简言之，儒家要求精英具有公共精神。董仲舒自己就说得很明白，仁人应当做到“正其谊不谋其利”，至于庶民，求利谋生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但很不幸，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在董仲舒看来，自己所处的时代就更糟糕了：“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
了解历史的人当知道董仲舒所说不虚。汉代与民争利的主体其实有二：第一个是官府。汉武帝好大喜功，财政紧张，于是雇用“聚敛之臣”扩大财源，主要措施是对盐、铁等私营工商业实行国有化，从而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进民退”。此举导致很多商人、工人失业，盐、铁价格则飞速上涨。儒家对此一直持强烈批评态度。武帝死后，在儒家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召开“盐铁会议”。儒生与财政官员当面辩驳，皇帝最终下诏，取消了一些国有化政策。
第二个与民争利的主体是官员个人。这就是董仲舒所描述的，官员本人或者他们的子女、亲属开办各种企业，“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这样的商人与其说是在经营工商业，不如说在经营权力，买卖权力。他们凭借特权从事经营活动，普通农民、商人当然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
不论是官府与民争利，还是官员与民争利，结果都是社会的贫富分化日趋加剧：“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很多民众对于通过正常途径谋生失去希望，而走上犯罪之路。
对于这种“为官者通吃”、“赢者通吃”的现象，董仲舒及整个儒生群体异常愤慨，董仲舒在对皇帝的策对装感叹说：“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你们这些官府、官员，已经享受了很多好处，却还不满足。正是你们的贪婪，让民众陷入苦难。
董仲舒对精英提出一番教诲：
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董仲舒呼吁社会精英节制自己的欲望，牢记自己的道德、社会和政治责任，给庶民留出一条生路。在《春秋繁露•度制》篇中，董仲舒提出一条安排精英、庶民的基本原则：“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董仲舒主张社会保持内在平衡：掌握权力者不能同时掌握财富，反过来亦然。因为这是两种可能对他人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事物、力量。财富如果裹挟上权力，那将具有毁灭性；权力如果裹挟上财富，那必然是败坏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在这两者之间构筑起一道防火墙，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上下不能相安，而走向混乱乃至毁灭。
（作者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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