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在此次经济过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前三次经济“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中,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民营经济的发展还不充分,投资主体比较单一,多以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为投资主体。而在这一次经济增长加速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投资主体的变化,即非政府主导的民间投资作用开始显现。如从今年初到4月底,投资总体上保持了30%的增速,但钢铁和汽车投资的增幅显著大于平均增速,前者是130%,后者在超过70%,是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也是被指为经济过热的最有力证据。但细究起来,会发现一个新的特点:目前钢铁和汽车的投资主体是大多都是民营企业。
外资与内资都在寻找出路是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
当前,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内地居民储蓄双双快速、大量增长,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潜在风险之一。2003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总顺差高达555亿美元,比前年同期飙升1.6倍。外汇储备余额在2003年底达到4033亿美元,全年新增1168亿美元。此外,中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2月末达到22万亿元,全年新增3.7万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0.4万亿元,全年新增1.7万亿元。储蓄和外资的双增长使高额的闲置资金急于寻求投资出路,这也为暗中涌动的投资冲动转为投资行为提供了资金保证。从货币供给来说,中国庞大的资本增量急需寻找市场;从货币需求方来讲,各级地方政府换届后,新一轮政绩工程开始上马,带动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基础产业的投资热潮,2003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幅均远高于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促进了投资的快速增长。
从外资方面看,对欧美各国资本来说,中国不但可以提供廉价劳动力与低税收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庞大的商品市场。实际上,中国依靠大量外资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市场需求。因为中国依靠低工资制吸引外资的同时,得到就业机会的庞大产业工人群体的工资水平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导致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群体的消费能力对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增加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过热几度发生,与我们没有及时处理好生产与分配关系,只注重生产却不注重分配,导致收入分配不合理、全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有直接的关系。
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政府政绩工程的推动,是此次经济过热的源头
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政府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推动是此次经济过热的源头,这是经济界和理论界的普遍共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只是中间产品。我们当前的的调控政策一方面要控制这些行业的投资和规模,更重要的是要控制和调整这两大需求的源头。如果我们只限制对中间产品的投资,不抓住这两大需求的源头,那么最终结果可能还把这些中间产品的价格进一步推高。
房地产过热,一方面是发展商的推动,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确实有对房地产的需求。这些需求中有多少是真正的有效需求、有多少是投机性需求,需要政府的行业管理部门认真研究。否则仅从减少贷款、限制土地供应入手进行调控,而需求面基本不变,结果可能不仅达不到调控的目的,反而会导致房地产的价格更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的因素往往是房地产的泡沫。为此,我们应出台减少投机性需求的政策,否则只要房地产还可以赚钱,对钢铁等的高需求依然会死灰复燃;同时,我们应该把眼光和发展重点转移到二手房市场的建设与改革上来,增加房地产的有效供给。然而现在出台的一些政策更多地属于减少供给的单边政策,不能完全有效地解决目前房地产过热的矛盾。
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是导致地方政府过快、过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原因,对经济过热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据国家发改委的有关资料,今年前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增长率为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却高达64.9%,换句话说,本轮投资浪潮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导掀起的。2002年开始的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开始了新一轮“政绩工程”的基建投资热潮。有些政绩和形象工程还是纯消费性的投资,如广场、绿地、公园等。太过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级政府就要从“增长优先”思路中跳出来,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新的科学发展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应该仅仅是GDP增加多少,而要看解决了多少就业,教育、医疗和卫生等事业发展得如何。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以及保护弱势群体。为此,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应该作为此次宏观调控的重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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