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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了。是新国企亮相的时候了。”
还记得2003年3月，我在一篇名为《新国企群落》的文章里这样写道，那时任何的文字里还没有“新国企”三个字。
其实，在这个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和外资企业汹涌进来的时代，似乎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在国有企业身上，即使投了也多是一边倒的批评和贬低之声，就连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我一直以为，事情往往是要一分为二地看，看问题更不能玩潮流和时尚化。当中国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精英在2003年“两会”期间集体亮相的时候，人们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新兴的民间乃至跨国经济精英身上。我当然有理由为民营和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力量跻身于政治精英行列而感到欣慰。但是，我却没有忽略另外一支传统但是活跃的力量——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代表。我发现，仅仅“两会”代表委员——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代表，就已经完全可以组成一支超豪华的明星阵容——“国家队”，而且，他们的力量和声音丝毫没有减弱；相反，他们的力量和声音都加强了。经过上一届政府施政期间的竭力改造，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现代企业的共性：明星级企业领袖、鲜明的企业形象、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完整而清晰的产业链条、良好的融资渠道、初步的跨国战略。更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其所在的行业占据着领导性的位置，在即将到来的规模浩大的产业和行业结构调整、重组兼并浪潮中发挥出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
那个时候，我把这个群落冠名为“新国企群落”，并把他们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在竞争中壮大的市场化新型国企，如海尔、TCL、长虹等等；另一类是传统的新型国企，他们的代表是华润、中粮、中石化、中联通、一汽等等。而“新国企”新在哪里呢？我当时的观点是：一是必须有一个灵魂性的人物来主导企业的变革和发展，也就是企业的领导人首先得是个企业家，而不是带“官员色彩”；二是必须有一个学习型的团队，并在企业内部中形成一种善于学习、善于创新、善于沟通的团队；三是必须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是市场化的，而且依靠这种竞争力在某个或某几个行业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四是必须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和长远战略，并依靠资本的杠杆来实现产业化经营；五是产权制度必须形成突破，改变落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惟有这五个方面全部具备才能被称之为“新国企”。
今天看来，这种对“新国企”概念的提出和内涵的界定，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新国企”的圈定和分类似乎有所粗糙。让我再重复一下我对“新国企”内涵界定的第三点：必须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是市场化的，而且依靠这种竞争力在某个或某几个行业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很显然，市场化程度如何应该是一个关键的评价标准。
观察中国的经济体制变迁，有关国企改革的政策趋向是一个丰满的标杆。“3年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基本框架”，这是国有资产的“大管家”李荣融在2003年的表态。今后，国资委将重点培育30到50个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集团，引导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改组。这一工作目前已在进行之中。事实表明，含有多种市场属性的改革手段将促使国企在“产权”问题上实现突破，进而推动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进程。
据此，我于2003年11月又提出了国企的“终结”和“最后一个”的观点。因为，按照此次国企改革的思路，今后的国企有可能走向“分化”。原有国企在人们的概念当中，主要发挥公益属性，不论国资委的“嫡系”部队，还是地方政府管辖的中小型国企，都是如此。但随着产权改革的深化和出资人职责的明确，今后中央大国企和地方中小国企的“面目”都将发生改变。“嫡系”部队的“分化”，主要表现在“公益属性”与“市场属性”将出现均衡分布的状况，也就是说，与以前相比其“市场属性”将迅速加强。这部分国企依然享受政府政策资源扶植，但在运用并放大这些资源效力的同时，政府所给予它们的政策支持将有别于先前的“垄断照顾”，而转向主要是在产权方面更具市场趋向的政策“放行”。可以预见的是，在这种思路下，国资委的“嫡系”们将通过大规模的打破垄断、吸引战略投资或重组，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争取成为行业前三名，并树立国企“权威”；两年后不被淘汰下去的国企，无论在战略思维，还是在制度建设，以及生存方式上都将有别于以往的“国企”定义。至于地方中小国企的“分化”，则主要表现在“公益属性”的逐渐淡化和“市场属性”的日益突出上。地方政府目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实现其市场属性的加强：一是单纯通过并购重组引进外资或其他资本，寻求国资保值增值；二是通过管理层部分持股，同时结合战略投资者的介入，达到企业产权上的突破，或者全部由管理层出资收购(MBO)。这类国企从产权多元化方面颠覆了先前的单一出资人“定义”。无论以哪种方式改革，今后的国企都已经或将不再属于先前的“国企”，它们的职能和生存方式都将因此而改变。从这种“分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国企正在走向“终结”——“终结”的主体是先前定义下的“国企”，“终结”的结局是新一代国企的诞生。一个良好的预期是，这些经过“分化”后的国企，尤其是国资委“嫡系”，能真正担负起有效发挥主导国民经济命运的重任，并将成为“最后一个”国企群落。而兼备“公益属性”和“市场属性”的地方国企将不断成长，市场属性被日益强化、公益属性被日益弱化并渐趋于零。因此，目前所进行的国资改革也成为中国国企实现根本性突破的“最后一个”愿景。
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最后一个”新国企群落将出现的分化的结果：一个评价分化与否的核心标准就是在“公益属性”一定的前提下“市场属性”的强弱，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完全体现“市场属性”的将成为一个群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只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市场属性”的则是另一个群落，前者我依然称之为新国企（或者是“革命派国企”），后者则是改良派国企，如石油、石化、电信、航空航天等领域内的国有企业。
这将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四强鼎立的时代--新型国有企业（“革命派国企”）、大型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和改良派国企的四强领导经济结构调整和行业结构调整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这四支力量内部正在各个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合作。而新国企无疑是中国经济和行业结构大调整中的“第四种力量”，这种力量将与大型民营企业、跨国公司之间在行业领域内展开激烈的竞合。与此同时，在第四种力量之间也将有激烈的竞争，并导致第四种力量的再一次分化的可能性，比如第四种力量间的啤酒争夺、葡萄酒争夺、地产争夺、零售争夺、饮料争夺、家电争夺等等。
让我们看看这样的思路：新国企——国企的 “终结” 和“最后一个”的产生——“最后一个”的分化——民营企业、跨国企业、新国企（革命派企业）、改良派国企四种力量的竞合——“第四种力量”的诞生与分化。
说了这么多，就是交代一下中粮（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这家我所认为最是“第四种力量”典型代表的新国企所成长的大势。自从2000年以来，我就开始对中粮跟踪报道，并惊喜地发现这家老外贸企业在最近的十二年里在一个叫做周明臣的企业家带领下，进行了一次次“手术”，终于把在体制内睡觉的“狮子”唤醒并成功地把自己改造成一只凶猛的“土狼”。一个本质的标志是，中粮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放在了产业链的打造上，而且这个产业链条完全是市场化的，并且中粮60%之所的利润完全依靠这个产业链条的支撑。一家老外贸企业终于蜕变成了一家新国企：始终把创新和革命放在第一位的国企。
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还是让我们瞧瞧周明臣这个新国企领袖的改革记录吧，从中你将发现很多，也将感慨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