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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次创业”的提出
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成了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改革春风的一个丰满的“风向标”。
人们丝毫不怀疑这一点：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以及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论述，突破了阻碍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思想束缚，明确了改革的大政方针，对深化像中粮这样的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不仅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而且更预示了那个时候加快改革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从中央的总体要求看，打好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工农业生产持续发展、银行利率再次下调、国家放宽对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出口关税降低，等等这些，无疑都为中粮的进一步“爬山”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接着，备受人们关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在1998年的年前召开。这次会议的精神就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安排好群众生活，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这个时候的中粮面临着国内的大好形势。但与此同时，与中粮发展息息相关的两个微观环境却不容忽视：一是大宗商品如小麦、玉米等经营形势不容乐观；二是十五大之后，生产企业的外贸经营权进一步放开，对内贸部门和民营企业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在加紧进行，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中粮的“垄断时代”开始被终结。但从中粮当时所经营的商品来看，还是粮油食品行业的几个大类，上规模的并不多，经营的主体也是粮、油、糖等几个政策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商品，一旦出现政策性变化，将直接影响中粮的经营。一个谁都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粮还是着重停留在外贸领域，虽当时的中粮也已经投资100多亿约莫250多个实业项目，但总的经济效益还不理想，并没有做大做强。
就制度而言，1998年初的中粮，仍处于变革初期，激励机制、约束机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都还不成熟和完善，依然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行方式向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机制的转轨时期、经营结构调整时期和经营方式过渡时期。已经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的周明臣在1998年1月17日，中粮1998年第一个中层干部大会上再次举起了“鞭子”向中粮“抽打”过来。他掷地有声地说：“从总体而言，我们离十五大精神的要求，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行机制还有较大差距，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仅仅是初步的，对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很脆弱、很不适应，企业的应变能力还很脆弱，还不能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要求。”
当时的周明臣切实感受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威力”。在这次危机中，日、韩两国的许多大商社相继倒闭或裁员，如日本的东食公司倒闭，韩国的三星、大宇等大企业也以大幅度裁员过关。周明臣告诫中粮的员工们说，中粮虽然拥有了350多亿总资产，国内净资产在全国外经贸行业排名第一，但与国外大的跨国集团相比，充其量还只是一只小炮艇，丸红公司粮油食品本部一年的营业额就是90亿美元，三菱商事一年的销售额就达1800亿美元。
“中粮还经不起大的风浪”，具有浓厚危机意识的周明臣直言不讳地说，“市场经济是无情的，市场竞争是无情的，要想在变化无常、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惟一的出路就在于改革，就在于提高我们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明臣又拿出了他那种不破不立的“狠劲”，郑重宣布：从1998年开始，中粮总公司将进入第二次创业时期，即中粮公司以商品经营为特征、以完成进出口贸易任务为目的的第一次创业期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进入置身激烈市场竞争，以实业化、国际化、集团化、综合化发展为特征，以商品经营、资本经营为手段，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获取资本利润最大化、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为目的的第二次创业阶段。
“狮子”醒了，然后拿起了“手术刀”。
没人会想到，五年后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却不再是一只“狮子”，而是一只凶猛的“土狼”。
10. 选择到香港去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明臣对中粮的中高层干部们斩钉截铁地说：“总公司股改上市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目前总公司股改上市工作小组正在紧张工作。我们现阶段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上市、一切服从上市’，要争取使总公司股票在年内上网发行并正式挂牌上市。”
周明臣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中粮有一天也必须把自己的整个触角“伸到”香港的资本市场上去，并借力这种方式给中粮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次会议后的六个多月，也就是1998年的8月，周明臣与中金公司接上了头。那个时候，方风雷还在中金做副总裁。周明臣与中粮的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和一个秘书一行7人，在凯莱饭店，与方风雷进行了私人会晤。会晤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周明臣想听听方风雷对资本市场的看法，以及说说中移动的上市故事，以此来作为中粮下一步战略执行的参考。周明臣回忆说：“这一次彼此谈得很热烈，我也深深感触到中粮上市的紧迫性。”
此后，双方又进行了第二次亲密接触，地点同样在凯莱饭店。这一次，周明臣不再让方风雷泛泛地讲述外面的精彩世界，而是直接请方风雷说说对中粮上市的看法。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明臣下定了关于中粮必须到香港上市的决心。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企业上市最大的目的就是“圈钱”。但视野面越来越宽的周明臣却有自己的打算。周明臣毫无顾忌地说，中粮并不缺钱，一是中粮通过在香港的两个借壳上市方式已经解决了资金的问题，而且中粮实业回报已经稳稳地使中粮的现金流做到了流畅和安全；二是中粮已经是3A信用企业，银行都愿意贷款给中粮。所以，周明臣说：“其实，我们在1998年就已经获准到上海A股上市，但我们放弃了。”
当时的香港对红筹可以说是青睐有加。早在1994年，资本市场就开始对红筹股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由于中资公司相继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从而使红筹的认知度大大增强。特别是在1996年下半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间期间，红筹股涨幅几乎达到两倍，红筹股成交量在挂牌上市公司日渐增加下快速成长，一度达到市场交易额的60%左右。北京控股的表现可以说是这种高峰期的一个经典说明。在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里，一连串的数字让“北控”两个字深深地留在很多股民的记忆中，也让时任北控的领导人胡昭广在多年之后还能慨叹北控曾有过的辉煌：那一天，代号为0392HK的北控刚一在香港上市就创造了20世纪的一项股市上的“吉尼斯”记录，超额认购倍数达到了1276倍数，而当时的发行价是12.48港元，开盘是40港元，最高摸到了65港元。北控无疑创造了一个股市的神话。
话还得说回来。上市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融资，这谁都不能否认。但上市还有一个隐性的目的，就是在公众投资者的监督和压力之下能够使企业的运作和经营体制朝着更好的方向提升和改造。由外力的推动而到内力的自觉，这是任何一个上市公司都必须所面对的事实。而这也恰恰是周明臣所愿意接受的。正如他在接受公众媒体采访时直言道：“我们当时放弃A股上市，选择香港股市，关键是想利用香港成熟的资本市场的管理经验与监督机制，推动我们中粮集团更深层次的改革，把我们的法人治理结构、现代企业制度落到实处，使我们公司真正进入利用机制推动公司稳定、规范向前发展的良性轨道。如果公司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能和国际接轨的话，我们就能在今后参与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地发展。这不是我们在A股上市的圈那点儿钱所能取代的。”
事实证明，中粮成功地借香港成熟的资本市场，对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实施了一次彻底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