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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是一位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信仰者。他的一个持之以恒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的火车票不应由政府定价，而应按市场调节。他曾经写过三篇文章，抨击政府的“春运”政策，认为火车票价不够高。在他看来，政府的硬性规定的低价火车票，表面上造福广大农民工，其实是人为加剧火车票的紧张局面，让农民工们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受折磨，又为“黄牛党”们大开了非法牟利之门。假若让火车票价随市场需求，自由上涨，很多农民工就会选择不返乡，所谓“春运”问题就会自行消失，而黄牛党们也将自然出局。不消说，这个观点招来了一片批评甚至责骂，让薛兆丰颇感不平甚至委屈：我明明是按照市场经济原理推导出来的结论嘛，你们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兄弟姐妹们”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天地良心，我是非常同情薛兆丰的，因为我也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信仰者。我们这些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们都相信：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的结果，一定是最有益于所有人的。这条定理，千古不易。薛兆丰也就是把着了这条定理，才会坚信：火车票自由涨价，不但有益于有钱人，也必定有益于广大的农民工们。可惜的是：和所有定理一样，这条定理也有自己适用的前提条件。薛兆丰错就错在他忘记了这个大前提。
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前提，是每个个体的经济自由。只有当所有个体的基本经济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市场交易才会有益于所有人。忽视了这个前提，就会闹出大笑话。如果市场中有一部分人，甚至是一大批人，他们进入市场前已经被剥夺了一些最重要的选择权，市场交易的前提已经被扭曲，结果也就必定是畸形的。举个例子：绑匪和被绑架的对象谈判赎金，表面上也是一种谈判，一种交易，但你能说这种交易结果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吗？假设这时警察冲进来，打跑了绑匪，救出了人质，而我们的薛兆丰朋友却想写一篇文章，诚心诚意地论证“警察干扰了绑匪和人质之间的市场交易”，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假设有某个专制政府，他宣布一条规定，像薛兆丰等这类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一律必须赶入乡下，从事体力劳动，终生不得回城。在这样的禁令前提下，这个政府也煞有介事地宣布实行市场经济，让大家在市场上择业，其结果会是怎样呢？当然是形成一个畸形的就业市场，并且干扰到所有相关的资源配置，严重降低社会的整体效率。因为市场经济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薛兆丰及其知识分子同事们已经被剥夺了基本的经济自由。
现在我们稍微变换一下前提：假设这个政府开明了一点，它允许薛兆丰等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在城里就业，但是必须居住在至少一百公里以外的乡下，此时，薛兆丰们如果不想让自己的知识白白浪费，就必须乘坐交通工具，每日奔波在城里和乡下之间，劳苦不堪。幸好，在有关人士的呼吁下，该政府不得不推出一项“开明”举措，向每个有大学文凭的人出售低价火车票，以便于他们从乡下来城里“服务”。我想问一下薛兆丰朋友：这种处境下，低价火车票难道不是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吗？他作为受益者之一，还会写文章反对低价火车票吗？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薛兆丰等知识分子严重丧失了他们的经济自由，而低价火车票则是对他们丧失自由的一种补偿，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经济自由程度。表面上，低价火车票不符合市场机制，但是它是对另一种更为严重的违反市场经济现象——即一部分人被剥夺经济自由——的纠正。它不是完美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廉价的施舍，却的确多多少少改善了社会的公正状况，提升了社会的经济效率。
把上面例子中的“所有持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们”，换成“所有持农村户口的农民工们”，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中国社会中，正存在着一批广大的、被部分剥夺了经济自由的人口。低价火车票正是对这批人丧失经济自由的某种低廉补偿。我们可以嘲笑这种补偿的虚伪，却不可以呼吁取消这一补偿本身，因为那将使本来已经缺乏经济自由的广大农民受到更深的伤害，使整个社会的效率更加降低。
更进一步，一个真正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他最应当关注的，首先是“个人经济自由”这个最最基本的前提。在个人缺乏经济自由的情况下，单纯在交易领域盲目地实施“市场化”，不但不会提高效率，而且更有可能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正。另一方面，那些批评薛兆丰的朋友们，我也希望他们能把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朴素同情心提升到理智的关爱层面。他们更应当关注造成经济不自由、社会不平等的制度根源，而不仅仅是为劳动人民争取一两张廉价火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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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