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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联合国开发署《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其核心内容是列举和讨论中国社会目前呈现的各种不平等。该报告致力于数据分析和现状解构，其主基调是向世界客观介绍发展中的中国，而并非出于简单揭丑，更无“反华”之恶意。
今年两会，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最热门的关键词，而批评当下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悬殊又成为其中的热点之热点。社会学家李培林提出“当前中国必须应对七大挑战（也有说“十大挑战”的），将缩小收入差距列为挑战之首。媒体两会报道，既反映会内舆情，也传达会外民声和民意，蛋糕分配不均的确是百姓气不顺的一个显性原因。
观中国历史，不同阶段并不缺乏将社会财富蛋糕做大的历史时期，但中国却从来就没把蛋糕分好过。有人研究成因，只从中国人“不患寡而只患不均”的文化劣根性上说事儿，但却没有再深究一步，此等劣根文化为何独独在中国代代相传？依我说，社会文化从来就是社会制度的“派生物”，“不患寡而只患不均”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文化。究其制度性来源，主要在于中国历朝历代缺乏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这个重要结论早被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剖析的一清二楚。
还有一种观念在民间颇有市场，即重新怀念计划经济年代的限富政策。那会儿日子虽过得紧巴巴，但大伙领大致相当的工资，凭一样的票证限额购买商品，生活也许拮据得很，但心态倒也平稳。这是一种早为历史证实的错误观念，殊不知，限富政策必须以“政治高压”作为非常手段才得已勉强存在，且是建立于牺牲广大农民利益为代价之基础之上，其造成的多重社会恶果，在不少方面迄今难以消解。可见，“计划年代”也没有（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过所谓的分配公平，有的只是一部分城里人的“均贫”、大部分农村人的“赤贫”和少部分人的“特权”。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错。先富者与其说是凭本事，不如说首先得益于允许先富的制度安排。问题是邓小平“先富”说有一个合理的延伸逻辑叫“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可惜由于后半段制度安排的滞后（首先着重反映为政改的迟滞），导致了先富于后富之间不光出现了“代际断层”，且“断层”呈不断扩大之势。
平等和不平等均具内容的广泛性，现代社会形态下－－中国民众的心智不断受到外来先进文化的启蒙和熏陶，平等的内涵和外延呈现不断的扩容状态。除了分配平等、收益实现平等及广义的经济权益平等，最重要的是在现代宪政范畴内，实现做人尊严的平等。譬如，基本政治权利的平等、司法保障权利平等等公民权利的平等。现代国家社会构架内，人们稍作细察就不难发现，如果缺乏了公民权利平等这个根本保障性平等，单向度地寻求收益分配等经济权利的平等，无疑于舍本求末。
就说单向度的寻求收益平等，其中则又可细分出一系列“子向度”层面的平等。譬如教育权利的平等，就业不受歧视，流动不受限制，基本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安全保障等一系列的平等。
我曾读到过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王绍光先生一篇题为《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和转机》的论文，王文写于2003年，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191个国家评公共卫生指数，中国排在第188位，倒数第4位。这对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是非常难堪的。当然，作此引用，我不屑于所谓的“揭丑”，我的本意是，分析正视不平等，不仅要从纵向作历史性对比－－自己比自己，更当有勇气作横向对比－－与各国的同类指标作对比。
有个说法眼下颇为“时尚”，大意是一国GDP达到人均10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阶层分化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时尚”，在经济社会领域内，没有“完全不可避免”的事，事实是，很多国家在10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都较好避免了因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断裂。譬如同为亚太地区的韩国、日本，还有我们自己的港澳台地区。
于今，我们终究敢于向世界承认自已的种种不平等，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接下来，我们不但当根据区分种种不平等之轻重缓急，采取政府工作报告所承诺的各种“究偏”措施，更重要也更当紧的是，除了加大利益补偿更须下决心建立一整套“究偏”的社会制度和相应的利益调节机制。请注意，此处强调的“利益调节”也是个广义范畴，收入分配不公只属其一，上文所列举的系列不公平，于身处“市场社会”的每位公民而言，有哪一项最后不反映为切身利益遭受侵害乃至被剥夺？所见，谋求社会的平等，要采取综合改革措施，而不仅仅是到处“救火”或堵“窟窿”。
（ 责任编辑：xiaoboh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