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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结束后，各地推进农民“零农赋”的力度普遍加大了。恰逢开春时节，翻近期报章，写农民“抢着种地”的新闻多了起来。许多报道乐观地预期：随着中国农村“零农赋”时代的来临，使农民对未来有了稳定的预期。“三农”问题有望从根本上有个大的改观。
不是我存心抹煞大好形势，依我之见，写这类报道并下如此乐观结论的记者，不是命题作文就是高高在上，对农民的生存态缺乏真正了解，其对农民的知识结构只停留于从简报中来回到报道中去而已。
并非挖苦人，实在是尔等“市场人士”与一些记者看问题的视角和评论事物的基本价值立场差距太大。事实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三农”问题无非是个习惯性提法--尽管这个提法沿用至今，且被人们提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但我忍不住要再次强调，“三农”问题在中国早被演变成“四农”问题。要从根本上化解“三农”问题，若仅须服用“零农赋”那样的治标药就能见大效，政府岂不早就开出此等药方对症施之，何至于日积月累演变为当代中国的头号“不稳定因素”？
都说“三农”，你却胡诌出来个“四农”。这另一“农”是谁？不消说某些戴“眼睛”者或骨子里仍保留着“有色基因”者要提出质疑，就是一般读者也会表示不解和疑虑。
依个人愚见，这另一“农”就是农民工也。1994年的统计数据是，国内有4000千万农民进城打工，时隔十年，农民工队伍膨胀到1.3亿人。相对于近9亿农民，和约6亿农村劳动力而言，这支队伍在未来一二十年间，还会呈翻番的倍率继续壮大。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的双重结果，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个结果应当是正面的，也是中国政府和社会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于是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均在报章上撰文宣称：“中国最大正在经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咋一看，还正像那么回事，但稍作冷静思考，你不难断然醒悟，发现事儿并非如此乐观。何也？咱们一起继续分析。
进城打工和人口迁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农民进城打工可赤条条来去。打个比方，形如候乌随气候变化栖息于南北半球，农民则可借助劳动力价格选择打工落脚城市。但人口迁移就不同了，特别是城市化进城中的农民成批量迁移，其内容和本质是把农民变成市民，大量地减少农村人口，以最大幅度地提升农业人均单位产出－－如同眼下的欧美诸国那样。以欧洲为例，早在工业革命前，通过商业革命减少农民的“革命”已提前启程，工业革命则大大加快了欧洲城市化的进程。反观中国，历朝历代的政策都是想方设法把农民“禁固”于农村，以为只有如此，政权方可巩固。不同的政策取向其实不仅仅反映或归究为统治集团的“政治偏好”，若从制度经济学的学理剖析成因，问题出在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
为让所有的读者一读就懂，我不用产权理论作分析工具，改用大白话讲这个道理：农民要变成市民，除了在城里找到活干，首先得买得起商品房。农民没钱买房，他那一家子就永远成不了市民。那么欧美的农民当初如何能变成市民呢？这与人家的土地制度安排有直接关系。当城市工商业、服务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促使他们变卖地产，选择到城市安家。当这种举动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时，两种正面效应同时产生：一，“市民”的大幅增加，刺激城市工商业的更大繁荣，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二，农民的减少，使土地资源向留在农村的“种田能手”（当代词汇）集中，自然增加农村的人均单位产出。一般约束条件下，只须“政策稳定”，两种正面效应均可持续形成反复的良性循环，直至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由于中国目前实行另类土地制度--尽管已进行了不少制度改良，但农民对土地只能“承包”而不能“占有”和处置，农民自然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获取进城做市民的“原始资本”。因此，“三农”也好、“四农”也罢，问题和矛盾只能愈积愈深。如果说，城乡户藉分离形成中国社会“二元结构”对中国造成了严重伤害的话，很显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变不成市民的矛盾，正在生成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断裂”，有道是旧伤未愈新伤再添。
在这个本真的意义上，化解“四家”问题的治本之策必须着力于减少农民，而不是再把农民“赶”回农村去。而真想把农民“留”在城市，绕不过去的“坎”是痛下决心再行“土改”--现阶段至少使“使用权”真正落实于农民。帷如此，城乡差别方可逐渐缩小，构建和谐社会才具真正的社会基础。
来源：[中国保险报]
（ 责任编辑：xiaoboh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