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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
■本报记者 唐福勇 实习记者 耿幸华
中国经济时报：从中国国情看，您觉得中国户籍制度与现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紧密联系程度究竟有多大？
莫荣：其实户籍背后的东西比较麻烦，关键是户籍背后比如社会保障、上学、就业等压力较大，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与当地财政体制有高度相关性，具体到户籍本身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严重。
中国经济时报：您怎么看待当前体制状态下现存的个人、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
莫荣：这一块儿批评的声音是比较厉害的，户籍是这样的，存在一种缺失状态，但实际情况更多的是当地的资源可能不够，涉及到上学问题即当地教育资源不够，是一个挑战。流动就业障碍相对较小，国家也在不断制定政策予以配合，从社保角度来看，可能问题就会多一些，比如当地的户口和将来流动以后户口的转移就存在问题，创业就必须要有当地户口，现在北京的一些工种还是没有对外地人开放。
中国经济时报：进一步清晰的解释呢？
莫荣：主要是当地现有的资金愿不愿意把所有的（保险）扩进来，愿意包括进去的话风险就有保障。就低保来说，主要是针对当地人，这里就有一个户口限制，没有户口就不管你。
中国经济时报：这种不平等的状态所出现的矛盾在激化？
莫荣：对。户口本身其实没什么问题，我们想要改革户籍，但改了以后呢？我们现在还没有系统的应对举措。打个比方，北京的低保金比较高，来北京没问题，创业什么都可以，但若纯粹享受低保，政府还没有好的配套设施。
中国经济时报：事实上，这种门槛的存在其实已经很清晰了，据统计，北京400多万流动人口中大多数就是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这部分人的问题在哪呢？
莫荣：“住”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给他一个户口解决不了住房，或者说给一个城市户口收回他的农村土地，很多人可能就不愿意，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要解决背后的东西，主要是农民来了之后能住下来，住下来第一个条件就是工作，工作现在相对来说障碍较小，有了工作之后第二就会要求享受公共服务，第三就是平等。现在的房价对农民工来说是不敢想象的，即使是知识工薪阶层也存在很多苦闷??因而，首要是解决住的问题。曾出现所谓的浙江村、新疆村等，后来演变成城市居民出售自己的旧房子，第三个路子就是政府有没有建造一些比较便宜的房子提供给他们，住的问题解决不了，没有人会愿意要一个城市户口。这一点在广东比较明显，打工仔不要城市户口而选择农村户口。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石家庄、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都可以放开户口限制，而北京、上海却不能或相对滞后呢？
莫荣：这两个城市我们可以感觉到，它们在逐步放开。现在北京对一些比高学历、贡献的就可以进来，将来也会逐步低门槛。
中国经济时报：其他城市放开之后事情看起来并无想象中那么复杂，北京上海放开之后会不会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呢？
莫荣：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判断。对于一个公共资源比较多的城市，肯定也存在一个人口规模问题，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限制，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住下。
中国经济时报：也有很多人住下了，但还是不能享受到平等待遇。
莫荣：大家都讲享受国民待遇，但具体到我国现状、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等，资源有限，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劳动力，只能说无法满足这种需求。
中国经济时报：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五年或十年），许多人最终还是没有被接受而选择回去（原籍），您怎么看？
莫荣：回去？回哪去？当地政府愿不愿接受？对农民工来说，呆不下去自然会回去，耕者有其田，用土地换户口，他们不一定能在城市生活下去。算这样一笔账，农民工工资1000元，要养活一家老小，一般的房子也要十几万吧，房子住下来对他们来说是不敢想象的，让他们失去土地取得户籍，呆不下再回去，回到哪去？对于有城市户口在各地之间流动的人群，这种城市之间差异如何转变是应该优先解决的，存在一个“平衡”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户籍制度未来改革需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莫荣：说白了是当前和长远的问题。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失地农民的社保、收入问题。其实户口很简单，一换就行了，主要是户口背后这些东西如何来协调使之和谐、合理。其次就是长期在城市的知识分子、老板、农民工，倡导将户籍制度开放，让城市接受他们，让他们有归属感。
长远问题就是解决户口背后的东西。由于当地资源设置没有考虑流动人口，应该考虑发动市场资源来协调这些不平衡。
另外，户籍制度当前解决得是不尽人意的，主要是背后背负的东西太多，解决这个问题我最担心的是“住不下来”。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多长时间？
莫荣：我希望很快（笑），虽然现实很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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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