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中国青年报》

　　那么多人关注“80年代”说明那个年代有着值得这个年代留恋的东西。

　　这东西容易被简单地认做“理想主义”，或者是亢奋和激情。其实还有一种情绪叫“认祖归宗”：如今在话语权顶层的人大都是那个年代开始启蒙，作为那个年代的重要方法论，厘清了一个渊源的脉络。

　　说到“渊源”，就涉及“80年代”话语中那个较少被提及的背景：“80年代人”恐怕是上世纪经历最丰富的一代人，他们不但经历了中国的底层，而且因为“文革”对历史的人为“切断”，他们回到世间的时候，有幸和上一代乃至上几代交手——从“30年代人”到“50年代人”，在改革开放之始，那些被耽误的几代把个人未竟的希望和未来的憧憬急不可待地交给了“80年代人”。当他们自知时日无多的时候，他们的智慧光辉学养功底和人格魅力，都格外地照亮了那个年代，至今余晖尚存。

　　这就是传承。无论你是否自觉意识，谁都是传承的孑遗。何况是吸吮了几代人的润泽。

　　我是在1980年的年末到《中国青年报》的。那个时候，中青报刚刚复刊，77级的大学生尚未毕业，报社的中坚还是一批“文革”前的老同志。那时，这里的年轻人中有几位“工农兵大学生”，还有就是从基层选拔的一批青年才俊。

　　无疑，只有在那些蒙昧的时候还在认真读书的人，才可能在这个时候走进海运仓胡同里的这个院子。然而当你走进这里，抬头发现和你共事的前辈就是某篇经典的作者的时候，你内心的欢愉和崇敬是无以复加的。

　　我最早的部门主任房树民是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的成员，而且是通讯《为了61个阶级兄弟》的作者之一；这篇列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通讯的另一作者王石，则是我后来的总编辑。当时的著名记者郭梅尼是1930年代散文大家郭丽尼之女，她在1980年代撰写的一批人物通讯都是我辈研读的楷模。还有那位舒展先生，他的杂文在1950年代即为一时之秀，从1980年代他又开始对钱钟书的研究，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时常提示我们要读钱钟书，比如《论通感》、《宋诗选·序》和《管锥篇》。还有唐非先生，记得一次夜班之后，他温言软语地竟夜而谈：在“五·七干校”的时候，如何把二十四史通读一遍，尤其是《史记》。是他头一次告诉我，司马迁就是那个时代的“新闻记者”。

　　今天的人们都说《中国青年报》有一个“亚文化”系统，所以她可能在整个1980年代以至此后，对中国新闻事业带来长远的影响。所谓“文化”，纵向地看其实就是一个传承的链条。我很庆幸在我初入新闻队伍的时候就直接接续在这样的链条之中。

　　与时下里浮泛功利的新闻操作不同的是，当年的老新闻人里很有一批饱读诗书而且有着很强新闻功底的人。他们的新闻操作能力今天想来依然如同传奇。记得在夜班总编室工作的时候目睹老副总王世谷（后任中国新闻社社长）的能力：编前会时他总眯着眼睛听大家报稿目，然后三言两语很清晰地做出判断和结论。不待编辑们画版，他会拿张版样纸，把各篇文章的走文、占栏、题宽一一勾勒清楚，拿着它组版，基本上八九不离十。那时还是手工铅字排版，报纸的出版效率受技术制约，“高手”不但意味着对整个出版系统的熟稔，还意味着在最后合成的时候有更多的对内容的雕琢把握时间。

　　那年钟沛璋先生的倚马走笔更是我见到空前绝后的传奇。那是1981年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全国一片欢腾。那晚正是钟沛璋（时任中青报副总，后任中宣部新闻局长）值班，编前会上决定发一篇社论。当时钟总倚在桌前口授，徐铸庆（后任社长、总编辑）、陈小川（后任常务副总编）负责记录，每记完几张纸就拿到车间排字，这边不断地口授，那边排完字的毛条再由徐、陈润色，钟沛璋定稿，如是一篇8000字的整版社论，就在几小时内完成！读者见到的是社论的激情澎湃，整个制作过程让我们瞠目羡绝。我总想，这样的新闻功底和这样的情景怕是再见不到了。

　　至于“做人”，总是师长们身教言传的。1980年代的中青报有一种至今难忘的思想自由空气和批评氛围。有一期在老同志主持的版面上刊登了对诗人叶延滨个人家庭问题的指责，办公会上，年轻人们会直言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对年轻人的思想、生活和业务倾向，自然更有经常性的内部争论和批评。在我，有一件终生难忘的“小事”：我做《星期刊》一版编辑的时候编发了一篇通讯，因为原稿的文字基础不行，我基本上是依原来的故事情节把文字重新改写了一遍。填稿签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在原作者名字的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是舒展签稿，不一会儿他就把我叫过去，指着署名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急忙辩解，说明缘由。他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干这个的，这么干，你还干得过来呀！——这一回的面红耳赤直令人受教终生！

　　这些故事都是25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新闻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十年前，经济上的转型还刚刚开始，社会上没有形成这样多元的利益主体，媒体所承担的重要社会功能是对变革的呼吁，主要在党内还存在着对改革的这样或那样的认识，所以，媒体的思想空间是挺大的。当时中青报内部有一句话叫做“思想无禁区，行为有纪律”。感谢那一代的老领导们给予了我们这种很好的思想训练和政治训练。记得1987年有记者写了一位部队的先进人物，他的主要事迹是反对部队里面的不正之风。面对这样棘手的稿子，当时的老社长佘世光、老总编王石同志不是简单地“枪毙”，而是请来了军区的最高首长一起研究稿子，一起把握思路，最后，这篇稿件不但发表，而且得到了军内外的热烈反响。其实在今天，认真地思考和把握新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和推动作用，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

　　关于中国新闻界的“文化传承”是个鲜有人论及的事情。所谓“80年代人”，在他们起步的时候，有着一批勇敢和智慧的前辈站在他们身边，这是不该也不能被忽视的。

　　（作者系财讯传媒(seec)集团副总裁，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媒体管理部副总经理。上世纪８０年代起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财经时报》、《财经》杂志任高级职务。）

　　《21世纪经济报道》“80年代”专题：

　　毛寿龙：治道变革的两个界碑

　　西方经济学进入大学课堂

　　传承与变革——黄平谈1980年代

　　海运仓胡同里的故事

　　三大经济改革：80年代的“急智”

　　法学回忆：给了我们确定身份的八十年代

　　价格魔杖：1980年代的两次通货膨胀

　　我与武汉大学——专访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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