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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必须综合考虑精神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治理模式，应当从产业、经济导向转向优良治理导向
城市的模样，是由城市的建设者决定的。
在过去六十年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首先是由权力全盘控制的，直到今天这一基本架构也没有很大改观。不过，过去十几年来，资本逐渐进入城市化进程，并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过去五年中成长为一个几乎与权力并列的主角。这几年来，这种官商合谋已经体制化：资本依赖权力谋取商业暴利，政府依赖资本获得土地财政。掌握权力的各级政府，与支配和运作资本的商人，如同一对技艺娴熟、配合默契的拉丁舞伴，在漫天飞舞的钞票中，进入如醉如痴的境界。
这样的城市化具有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或者反精神——特征，也就是物质主义：重产业轻社会，重经济轻秩序。从各级政府官员到官方专家，所有人谈起城市化，挂在嘴边的词就是产业结构、产业升级、GDP、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点、国际竞争力、吸引全球500强等等。如果有一个不知道城市为何物的外星人从电视上听到、从报纸上看到这些话语，可能会以为，中国的城市与人的生活没有关系，城市并不是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必然会以为，城市就是大型工厂，就是产业园区，就是工商业、高科技开发区。
是的，过去十几年来的城市化过程，主要形态就是建立和扩张产业区。从最初的工业园区、商业园区，到中间的高科技园区、金融区，再到CBD、大学城。如果说，这些产业区还只是专业区，那么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深圳关外之类的“新城区”，则是高级别的、综合性产业开发区。政府正是通过这样那样的产业开发区来建造新城。在旧城，政府同样切断历史，对城区进行全盘重新规划，建成一个又一个开发区，最为典型的就是各个城市都建造了自己的CBD，或者像西安、北京、杭州这样，摧毁原有历史街区，建造全新的、商业化的历史文化产业区。
就这样，中国的所有城市成了各种产业区的组合。产业区当然是以吸引投资、发展某种产业为宗旨的。政府之所以热衷于通过产业区模式推进城市化，是因为这种模式可以吸引巨额投资，可以实现土地财政，可以拉动房地产业发展，可以促进某种产业发展。这一切构成了官员的政绩，官员们借此可以升迁。而在官员与商人们的操作下，中国的经济实力似乎也确实在快速膨胀，城市民众也从中分得一杯羹，他们的财富随着房地产价值上涨随之膨胀。
但是，经济总量、财富总量如此膨胀的结果是，在城市中，“人”越来越渺小，“物”成为城市的主宰，“人”反而成为产业、产生资本、成为产值的附属品。政府在制定产业、城市规划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人的生命的完整性和人的生活是否幸福。即便考虑到人，也只是把人当成一种经济要素、生产要素来对待。最简单的例子是，居民被随意地塞入到作为产业区的住宅区中。住宅区的规划同样是按照产业规划来制定的，住宅的布局、格局、形态，均服从于实现开发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土地财政最大化这样的目标。
主导规划的是权力和商业，市民根本被排除在外。于是，在这样的城市中，人的生活被人为切割。比如，在城市中心，政府修建宽阔的快速公路。本来具有有机联系的商业和住宅区，因为被切割而丧失生命力。又比如，政府为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在城市建造一个又一个高附加值的金融、商贸产业区，导致这些地方的生活空心化。在城市成片大规模拆迁过程中，原来居民在自有房屋中从事的小商业、小作坊被系统消灭，而小型文化事业则几乎不可能生存。
这样一个物质主义、产业主义的城市化，有的时候能够带来产业的繁荣，而有的时候甚至连这样的繁荣也带不来，各地都已经陆续出现“鬼城”。不管怎样，这样的城市化不可能带来城市的繁荣。因为，归根到底，城市不应当是大工厂，城市不应当是产业开发区。城市首先是人居之所，城市这个舞台的主角应当是人，是无数平凡、但追求自己幸福的市民。如果人被强制塞入到产业链条中，如果城市肆意地切割、碾压人的完整性，那么，这样的城市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反城市”。
今日中国需要一场城市化模式革命，需要从物质主义的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城市化过程必须综合考虑精神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治理模式，应当从产业、经济导向转向优良治理导向。
实现这种转型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现在看起来，实现这种转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国现有体制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只有在重大灾难出现之后，才有可能改弦更张。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分裂：中产以下的民众觉得这个社会已经问题重重，掌握权力和资本的人却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空前绝后的“盛世”。在这样的社会，“精英”是不屑于对话、讨论的，这个社会当然也就不可能理性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
（作者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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