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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征地之前，农民们都安心于种地的本职工作。但征地开始后，农民们就不再安心种地了，而是琢磨如何通过铁路来快速脱贫致富
搞基建投资、尤其是搞那种在规划上打擦边球的基建投资，关键是要快。要在政府有所反应（或者说不得不有所反应）之前，造成既成事实，才能巩固胜利成果。这是建设具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的一个诀窍。
英国人精于此道。要在明确拒建铁路的大清国，建设一条上面铺着铁轨的特殊“公路”，英国人知道其关键就是一个字：快。
从美国人手上拿到“吴淞公路”的项目建设权后（见本专栏“帝国出轨”系列之二：大清国的“地铁”），英国人首先将这条“马路”所需的已被征用的土地纳入红线，并在两侧挖掘深沟，把地先圈起来。为了争取民意的支持，英国人努力做到“文明拆迁”和“文明施工”。为了不触犯 “风水”禁忌，英国人甚至不惜成本，将挡道的大树移栽到附近，而不是一砍了之，据说这也是中国铁路时兴行道树的开端。
英国人明智地将周边的征地拆迁户们纳入到自己的统一战线中来。他们大量雇佣所征地的村民，工资给到了每天200文，“乡人皆踊跃从事，毫无怨嫌”。
其实，当美国人最早从大清政府手上拿到项目征地权时，反应灵敏的大清农民们就对这一重点工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迅速提升了卖地的价格。推动这一项目的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布拉特福（O.B.Bradford），在写给上海市长（“苏松太兵备道”）沈秉成的信中就提醒他，这个项目正在迅速推高沿线的房地产价格，那些被征土地上的房屋价格“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有西方研究者认为，这在令沿线民众受益的同时，也同时“腐蚀”了这些曾经纯朴的民众。
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Waltter Henry Medhurst）向北京的代理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报告，有一位当地民工告诉他，铁路征地之前，农民们都安心于种地的本职工作，但征地开始后，农民们就不再安心种地了，而是琢磨如何通过铁路来快速脱贫致富。
一位名叫李昆荣的农民，与当地的村委会干部（“地保”）相勾结，谎称一块公共土地属于他的寡嫂，并以其名义租给了怡和洋行。为了把这个故事编圆了，两位村委会干部还把公共土地的记录做了篡改，将这块“私人土地”的面积从0.871亩改为1.5亩，三人瓜分了收到的租金。此事后被宝山县发现，知县冯寿镜下令逮捕了李昆荣及两位村委会干部，三人都被处以笞刑，体质最差的李昆荣尽管受笞最少，却在受刑后几天死去。成为这场拆迁狂欢中的少数悲剧人物。
除了拆迁涉及的农民之外，吴淞铁路还成为拉动当地旅游业的杠杆。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本身就成为上海一景，从本埠到百里开外，人们蜂拥而来看热闹。《申报》记载道，“观众”每天都能有上千，马车、大轿、东洋车（人力车）生意火爆，而工地周围也围满了水果摊、点心摊，仿佛赶集一般。
至此，吴淞“马路”建设不仅成为上海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平台，也成为拉动GDP上升的杠杆，更是街谈巷议的热点新闻。吊诡的是，每天千人以上的“大规模群体性”聚集，似乎并未引起向来警惕而敏感的大清官方的关注，更甭提那工地上明晃晃的铁轨，显然与规划批文上的“马路”一词完全不符。
是猎犬们疏忽了，还是被搞定了？大清国的第一条营运铁路，而且是外商独资铁路，就在这种公开的“地下”状态下，在疑似潜规则的保驾护航下，不断向大海方向延伸。
吴淞铁路通车后，不仅上海本地人趋之若鹜，而且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前来观看这一先进的洋玩意儿。尽管这段仅仅15公里长的路程费用不菲（头等舱来回要2元，差不多是一石米的市价），但“游火车”依然成为大清国一种“髦得合时”的休闲方式，至少一半的国内游客选择的是头等舱和二等舱。大清国从来就不缺有钱人，尤其不缺有权而能够弄到钱的人，尽管国家依然千疮百孔，但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努力与世界接轨，加入了休闲消费的国际化浪潮。大多数人从上海到吴淞，绝无公务或私事，只是“白相”而已。在欧美作为大众交通工具的铁路，以“奢侈品”的光辉形象进入中国，拉响了叫春的嘹亮汽笛。吴淞铁路迅速盈利，达到了每英里每周盈利27英镑的水平，与伦敦持平，这不仅证明了英国人在打仗和经商方面两手都过硬，更证明了大清国市场的巨大购买力。
大清商人的算盘，一点也不逊色于英国人。吴淞铁路开通后，从上海小东门到被称为“火轮房”的火车站，一些华商迅速投资兴建了“出租车”线路，并且令英国人不得不为中国特色的智慧而叹服：这些马车车厢完全仿照吴淞铁路的火车车厢，而马车夫们则穿着清一色的仿制的铁路制服。
更多的人从铁路开通后的房地产增值中受益。当两江总督沈葆桢考虑将铁路收归国有乃至拆除时，铁路的既得利益者中，有145名有点头脸的人士，联名签字请愿要求保留铁路。而要求拆除铁路的人士们，也组织了联合签名，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
至今，在中外不同的史书和论文中，相互对立的“民意”依然是支持各自论点的依托，拆迁究竟让谁更美好，依然是个“扯不断，理还乱”的话题……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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