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从后冷战“接轨”到危机后“转型”

来源：搜狐财经作者：张涛

2010年10月16日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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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过程中，资源配置战略必须辅之以收入分配战略，或者说是产期积累的收入分配矛盾的矫枉，这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所在，也是决策层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的真实内涵

　　在今年11月份G20首尔峰会和明年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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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最高决策层提出“包容性增长”。这是继“科学发展观”之后，对中国经济转型路径的进一步清晰描述，也是对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之路，中国发展思路的进一步阐明。

　　伴随危机后全球经济运行的复杂化，各国在自身经济利益诉求之下政策的多变化，都使得对中国经济的观察视角不断扩展：已不能单纯将中国置于全球化之下，或将全球化置于中国现代化之下来观察。而两者的结合，又造成对于未来经济运行把握难度的加大。因此，在分析此次危机对于中国影响之时，需要将视角进一步拉伸。

　　针对上世纪90年代冷战格局的结束，美、欧、中相应采取各有重点的发展战略：美国致力于冷战后的全球单级化格局的建立；欧洲则在东西德合并后，着手推动欧洲一体化战略；中国则是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寻求同外部环境的“接轨”。在此三大战略之下，世界在新格局之下，出现了一轮长达20年之久的全球化高潮。全球经济总量由1990年的24.8万亿增至2009年的70万亿，增长了近3倍之多，20年间经济增速平均为3.3%，同期的世界贸易平均增速为5.8%。相应地，美、欧、中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逐步发生变化：美国由23%降至20%，欧洲由22%降至16%，中国则由1.6%升至7.1%，由此可见，中国的“接轨”战略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以来，借助外力保障经济增长由来已久，笔者把它概括为“以外解内”（参见《这一次我们又将如何突围？——“危机改变中国”之二》）。而在此次危机催化下，中国又一次面临重大变化——从后冷战下的“接轨”到后危机下的“转型”，而且在此变化的背后，则是世界经济再平衡之路。

　　接轨之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风云突变，中国经济之路究竟如何走，成了当时中国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于是有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破题点睛之笔。随后，中国对于外部资本的放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全面、清晰地刻画出了中国在后冷战时期的“接轨”战略，即内部经济同外部环境的快速融合。而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圈立，更为外部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同内部劳动力结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可能，最终促成了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和制度红利的叠加释放，进而使得以工业化为核点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得以加速，内部产能得到快速提升。而在产能快速提升的背景下，为实现总供需平衡，中国又于2001年加入WTO，进一步为内部产能向外部输出提供了巨大空间，到2009年,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则得到极大改善。

　　从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的30余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存在明显正相关的关系（灰色虚线），不但同时处于周期性作用下（10年的周期），而且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区域：趋热（红色区域）、平稳（绿色区域）、趋冷（蓝色区域）。目前，中国经济介于平稳和趋冷区域之间。　　

图1：改革开放的30余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

在中国同外部接轨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加工体系，这点与同处亚洲的日本（外向型腾飞的先驱国家）相比，存在显著差别：日本的外向型，更多是倚重于产成品的出口，即内部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中国的外向型，则是更多倚重于零部件的加工，反映在中国外贸结构上，加工贸易比重超过50%。对于全球分工体系而言，则反映为中国的劳动力绝对优势内嵌于全球化的加工链条之中，相应对于以跨国公司为首的全球资本而言，中国的外向型接轨，赋予了投资者更高的投资回报和主导权。因此，在中国确立接轨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相应也迎来了一轮企业重组高潮，由此也推动全球资本市场出现一轮高速扩容和增长。

　　接轨之痛

　　日本作为外向型腾飞的先驱国家，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资产泡沫破裂之后，长期陷于经济低迷状态。如何解释和规避这样的遭遇，成为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始终不能忽视的问题。

　　与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发展主义相比，中国在80年代启动的发展主义更加开放，当然侧重点也不同：日本的重心在于以创新为主的内部产业链的重塑，中国则是以释放劳动力为主的产能扩容。作为两种发展主义的后果，中国是在经济总量短时间的快速扩张背后，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升至46.6%，但是如果按照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等宽范畴来看，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还很低，出现了所谓的“半城市化”问题。与此同时，农民工成了第一产业就业人群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特定产物，据国家统计局监测，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其中进城务工1.45亿人，这个规模，在国际上，只比印度、美国人口少，与印度尼西亚人口相当。农民工这一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进一步顺利推进的大问题。

　　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接轨”战略之下，工业对于农业剥夺的资本积累方式产生的矛盾——经济总量的多年高增长，反映在国民收分配结构中，劳动力报酬却连续下降，相应政府和企业的比重却在不断上升，并且由此产生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居民消费需求始终成为经济的短板。

　　但此次危机的爆发，却将这一长期积累的矛盾集中暴露出来。2008年末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返乡，以及年初因“富士康事件”触发的劳动力报酬过低的争论，均表明单纯通过低价劳动力吸纳外部资本，打造的投资——外需的“接轨”模式，已很难继续保证中国经济运行的良性发展。

　　转型之需

　　伴随我们对于此次危机认识的不断深入，发达国家自身的结构调整，特别是美国曾具有的金融造富之下消费膨胀的纠正，已经成为共识，而外部环境的巨变，则让中国旧有的“接轨”之路难以为继。因此，启动内需的“转型”之路势在必行。

　　诚如上述分析，消费不振的根子在于收入分配结构异化，而收入分配结构异化又源于中国特有的资本积累方式：计划经济时期，资本积累主要通过工农剪刀差、低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来完成；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工业对农业的直接剥夺，逐渐转化为剥夺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的劳动力——“农民工”；在居民消费的压缩方面，则转化为通过高价房产、生活耐用品来实现，以补充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的资本。（参见《富士康事件与扭曲的劳资关系》）

　　基于这个逻辑，目前有关城市化是中国下一阶段的新增长点的论断，可能需要进一步阐述。与政府主导、由上到下推动的工业化进程不同的是，今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应该更多以自下而上的自觉演变为主。因为仅仅确立城市化发展导向，只是在资源配置方面做出了方向性部署，而如果在收入分配方面不进行相应跟进，城市化很可能被简单的宏观为拆房、卖地、建城，其间又因各级政府以财力补充为由的介入，产生了高房价问题，进一步加重民生问题，并由此产生保经济增速的结构继续异化，即政府投资被迫出手，货币供给被迫保驾护航，两个被迫之下，凸现出的通胀压力则将继续蚕食本已虚弱的消费潜力，中国可能进入到一个坏的循环当中。

　　此次危机的爆发，已经让中国经运行进入到一个新的区间。在下一轮中国经济峰值之前（大概5年左右，即2015年前后，2012年政府换届后的3年；类似上两届政府的情况：1996年和2007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区域很可能会落在黄色区域内，即GDP增速在7.5%～9.5%之间，CPI增幅在3.5%～6%之间（见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