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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令尉:授人以渔才能缩小贫富差距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曾令尉
2011年01月20日07:51

    (专供搜狐财经稿件 请勿转载)

  即使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能力区别,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对于这种不平等,政府就应该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重庆市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市长黄奇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二五”期间重庆市要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由0.42降低到0.35。地方政府提出具体的消除贫富差距的指标,在全国可能是开了先河。

  基尼系数是用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则表示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中国内地从2000年基尼系数突破0.4到现在,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中国已然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以至于基尼系数成了一个讳莫若深的神秘数据。重庆市政府敢于在“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这样的奋斗目标,的确值得各地政府学习和借鉴。

  经济学家研究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往往既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也是贫富差距扩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凸现的时期。比照其他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过程的特殊历史阶段,贫富差距的扩大亦可理解。但为政者,不应当漠视贫富差距的扩大,现在蔓延的所谓“仇富”、“仇官”心理已经经常性地演变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由于个体的能力和勤劳程度的差异,不论在什么社会形态下,实现全面的“均富”都是不可能的,政府的责任在于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比如,现在社会上经常有“仇富”报道,但恐怕很少有人会仇视真正靠自己的努力赚钱的人。我们之所以很少听到浙江有什么“仇富”事件,也很少有其他地区的普通人对浙江人富裕报以仇视的态度,恐怕正在于此。浙江人富裕了,但其创富的过程是艰难的,是靠自己的勤劳和敏锐的商业嗅觉从针头线脑开始做起来的,而且作为纯粹的市场参与者,往往在某些特殊的时期或特殊的地方又成为了牺牲品(比如山西煤矿整合,让浙江数百亿民间资本血本无归)。民众“仇富”的对象,是那种依靠不公平的竞争手段、依靠特殊的行政支持、依靠官商勾结支持取得垄断资源,或独占地位攫取非正常利润的所取得的财富。

  正如民众感受到的CPI数值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得高一样,百姓感受到的贫富差距可能也比公布的基尼系数来得高。特权阶层及其利益相关方的灰色收入,是不会在在基尼系数的计算中得到科学的体现的。

  吴敬涟老先生在2009年《财经》杂志第20期发表的《中国经济六十年》中提到,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8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中国租金总数占DGP的比例高达20%~30%”。如此巨大的寻租总额,当然会对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重大影响,而这种贫富差距也是百姓所最难容忍的。

  除了权力寻租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外,国家资源配置不合理也严重遏制了民间创富的机会。国有企业占据了我们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源,而行政支持的其他资源也不断地向国有企业集中,甚至形成“蒸蒸日上”的国进民退风潮。“目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政党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吴敬涟)

  亚洲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腾飞和工业化过程中,一度颠覆了库兹涅茨“倒U 型曲线”假说(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迅速地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上,不平等扩大;一段时期变得稳定;然后在后期阶段上不平等缩小),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情况下,基尼系数维持低水平的社会“均富”现象。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很重要的是其平衡了资源配置(如金融资源),创造平等的“创富”机会,特别是在扶持微型企业的发展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对媒体记者表示,重庆选择了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路径,包括增收计划、公租房规划、扶持微型企业发展等。在笔者看来,重庆市政府提出的优化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分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推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健全企业工资支付监控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等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固然很重要,更重要的还是创造公平的市场机会,采取有力的措施扶持民营企业,授人以“渔”,特别在金融资源和行政资源的配置上多一些措施“扶持微型企业发展”,才可能更有效地降低基尼系数,缩小贫富差距,至少减缓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化。

  当然,即使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能力区别,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对于这种不平等,政府就应该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作者系北京领优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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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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