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众形象媒体沙龙
主题：反倾销和企业社会责任
主持人：
崔克亮：中国经济时报社评理论部副编审
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序）
黄乐桢：中国经济周刊副总编
贾品荣：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博士
李文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处长
马宇：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原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博士
任泉:资深的国际经贸问题专家、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顾问
师麒盛：光华传媒总经理
王丰斌：法人杂志总编辑
王子恢：搜狐财经主编
于德清：华夏时报评论部主任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赵宇空：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发电集团
市场及业务发展部战略策划及业务发展总监
郑建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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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与企业社会责任媒体沙龙嘉宾精彩观点 |
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贾品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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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泉老师，是资深的国际经贸问题专家，是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的顾问。任老师是我们国家资深的外交官，学术背景非常丰富，他先后在原来的国家外经贸部还有中联部，中国社科院做出研究工作。长期做过驻外的外交官，同时在80年代在外经贸部曾经主管我们国家的入关探讨，入关是后来的入世，并且亲自参与了中国复关和入世的谈判大概有十几年之久，可以说任老师是我们国家入关和入世谈判的亲历者。任老师发表的关于WTO研究有一百多篇，各种专注和编译的著作大概十几部，非常感谢任老师能够莅临我们的会议。
张文魁(张文魁新闻,张文魁说吧)老师，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老师同时也是我们企业公众形象评选委员会高级顾问和总设计师。张老师先后就读于湖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而且张老师曾经担任过中国经济时报的副总编辑，但是我和张老师失之交臂，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张文魁：我在那里呆了8个月。
崔克亮：虽然曾经失去很难得的学习机会，但幸运的是这次可以弥补。
马宇老师，现在的单位有些变化，今天早上才知道，现在是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马老师原来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他1998年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从事外贸政策研究20多年，发表了数百万字的学术文章，在这方面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梅新育先生，是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博士，也是我们国家外贸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位专家。
郑建明老师，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的教授，是今天来的新朋友。于德清是华夏时报评论部主任。
王丰斌是法人杂志的总编辑，也是这次沙龙的主办方。黄乐桢是中国经济周刊副总编。王子恢是搜狐网编委、搜狐财经 的主编。师麒盛是光华传媒的总经理。
首先，我代表沙龙主办方的各位领导对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在百忙之中能够莅临指导我们这次会议表示衷心的感谢。其次，我把沙龙的背景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和说明。这个沙龙是今年第三次，第一次是在今年夏天、第一次沙龙的主题是关于劳工权益与企业社会责任，第二次沙龙的主题是安全生产和企业责任，这次的主题是从反倾销浪潮看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学术沙龙初创后，为什么持续以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共形象作为一个主题，可能是基于全球化的企业社会责任浪潮。如果我们把时间追溯得远一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初发源有一个说法，是一七六几年就有这个萌芽。那时，英国消费者为抵制东印度公司使用加勒比地区的奴隶生产的糖，发起了一场抵制运动。后来，在1924年，美国有一个学者叫歇尔顿正式从学术意义上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高涨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这与全球化浪潮密不可分。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随着整个国际产业结构的转移或者调整，企业社会责任逐渐地成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追求的方向。
我们沙龙选择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众形象作为一年持续的主题，与大的国际背景有关，也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有关联。这样的活动事实上暗合了整个人类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因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目前面临一个比较迷茫的发展方向。今年有两本书比较流行，一本是美国名记托马斯写的《世界是扁平的》，着重论述全球化、信息化对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深刻影响。另外一本书是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写的《M型社会》，主要说日本社会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富，而一小部分人越来越穷，两极分化趋势日益加剧的现象，从而使日本社会形成了M型的双峰结构。中国国内的研究者认为，M型结构在中国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个现象日益严重。有些人认为全球化是加剧M型社会成型的主要因素。这个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至少我本人持不同的看法。
我们举办这个沙龙，是从企业社会的责任，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的矛盾，对市场经济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均衡发展进行一些探讨，从微观角度，从企业的角度，从消费者角度对这些宏大主题做一个管窥。因为梅先生下午有事，先请梅先生发表演讲。
梅新育：昨天通知我两点钟部里有会，我就先讲。今天有任先生，还有几位兄长在这里，在下抢先发言了，有点失礼了。
首先讲一下中国反倾销形势，在座各位都知道，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我们国家遭遇最早、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贸易壁垒措施。早在中国大陆全面重返世界市场还不太久的1979年，中国就开始遭遇反倾销困扰，到现在27年，中国便沦为当今国际反倾销制度的最大受害者，从95年到现在，中国始终是全世界遥遥领先反倾销目标国。目前，我们面临的反倾销形势是全世界反倾销案件无论是新立案调查数还是实施最终措施数都在下降，但中国的头号目标国地位却“安如泰山”。中国遥遥领先的地位简单说一下。按新立案数目衡量，今年上半年，中国遭到32起新发起反倾销调查，比位居第二的美国和中国台北（6起）多4.3倍，比2005年同期（23起）增加了9起，增幅高达39%。2005年下半年，中国遭到33起新发起反倾销调查，比位居第二的马来西亚（7起）多3.7倍，比2004年同期（24起）增加了9起，增幅高达37.5%。按反倾销最终措施数目衡量，今年上半年，中国遭到15起反倾销最终措施，2004年下半年为25起，去年上半年为18起，下半年为22起。虽然遭受的反倾销最终措施总体上趋向减少，但今年上半年仍比并列第二反倾销最终措施的印度、韩国（6起）多1倍半。
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世界反倾销的众矢之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出口规模庞大，而且增长迅速，出口规模庞大，意味着我们的目标更加显眼，也增加了贸易争端的绝对数量，增长迅速，就意味着和原来市场占有者之间利益冲突剧烈。第二是过渡依赖价格竞争策略。我准备了一个纺织行业的案例，准备刺激一下曹会长，可惜曹会长没有来，没当面刺激成。义乌袜业协会曾经分析过该市5家袜业制造商和5家袜业贸易商出口美国棉袜的价格资料，2003年每打棉袜出口均价，制造商为4.73美元，贸易商为2.40美元，2004年1至6月每打棉袜出口均价，制造商为4.89美元，贸易商为1.54美元。贸易商的货物是从制造商、厂商进的，销售价格应该比制造商的价格贵一点才正常，但是这恰恰是出现了这种倒挂。虽然里面有一部分是通过转移定价进行资本外逃，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无限制的价格战导致的。
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够有本钱打这样的价格战，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漠视合理的劳工成本和环境成本而得到的。我们国家的劳工权利问题世人皆知，两年前华南地区的打工仔工资水平20年没有提高，原来我读本科的时候，到广东去打工的话，工资水平都让内地工程师非常羡慕，现在可不一样了。至于环境问题，那是众所周知的，原来杜甫的诗说是“国破山河在”，现在是“国在山河破”。根据国家环保局历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0至2005年，我国废水排放总量从415.2亿吨上升到524.5亿吨，二氧化硫排放从1995.5万吨上升到2549.3万吨，工业固体排放从8.2亿吨上升到13.4亿吨，现在全国可以说没有一条干净的河流，找不到一个空气干净的地区。这种对社会责任的漠视，不仅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反倾销的首要对象，人家对我们搞反倾销是理直气壮，很有替天行道的道德优越感，而且使国内需求由于收入分配极度失衡而无法全面启动，国家经济增长不能不过度依赖外需。也由于这些因素，我们的外贸管理不能不施加较多的管制，以便使上述成本显性化。以出口价格协调和预核签章制度而言，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为了使环保成本显性化，如出口商品预核签章操作办法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条款，外贸企业只能收购排污达标企业产品供出口，不得收购未达标的企业的产品出口，所有供出口的产品必须是国家环保产品定期公布的符合排污达标的企业生产的产品，等等。有不少企业抱怨外贸管制，但是抱怨之前，你是否应该反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的行为导致不得不实行管制。
中国企业必须走更加重视社会责任之路，而这条道路怎么走，我有几点看法：
第一，在指导思想方面，必须要从“要我办”转化成“我要办”。对今天讨论的主题，像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SA8000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准等等，讨论这些作为主要议题，对这个本身我就有看法，为什么不从自己需求出发，而是非要借助外力呢？难道我们自己身上有伤口，还需要别人来告诉你疼不疼吗？这岂不滑稽吗？
第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首要的不是在本业之外的慈善事业，而是在自己的生产经营中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而且也不要要求过度，你要求企业在本业之外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这是作秀而已，加重了企业负担，有的时候可能是激励伪善，对建设和谐社会并无真实的促进。
第三，政府需要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相应的环境。创造这种环境包括在国内创造这种环境，也包括在国际上创造这种环境，这都是政府的责任。在国内，要对守法者给予鼓励，对违法者进行惩罚。我们不能再继续那种靠环境倾销、社会倾销来招商引资的做法，特别有些地方招商引资，我原来在商务部网站上下载过一张表，是山东某县的招商引资指标分解表，连妇联，连法院，连监狱都有招商引资的指标，他们怎么履行社会责任，这可想而知了。在国际上，要为我们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公正的环境，不能让别国把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全部强加在中国企业身上，自己不履行应有责任，不能让中国企业陷入与别国企业的“竞劣比赛”而无法自拔。因此，我们在国际上不能仅仅是被动地应对，而是需要主动行动，防止其它国家的社会倾销和环境倾销，并遏制发达国家的垄断。
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提出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三个磋商领域：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使市场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我觉得很好。说一个与我们社会责任有关的，为我们社会责任创造更好环境有关的，“促进市场向贸易竞争开放”，什么叫垄断？有些跨国巨头对市场的控制，有些跨国巨头极其不公正的限制性贸易惯例就是商业领域最大的垄断，正是他们利用这种控制、这种一对多的优势谈判地位，迫使中国企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陷入自相残杀的价格战，迫使这些企业进而压榨工人工资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怎样才能增进竞争，制约这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这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这是对竞争的最大促进。一方面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强化跨国企业迫使发展中国家企业自相残杀、进而压迫劳工和环境的能力，另一方面要他们重视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这种做法怎么看都是伪善。
另外，某些污染产品之所以生产，不是因为其生产者有污染的癖好，而是因为最终消费者提供了这样的需要，要遏制污染，从生产者下手固然不可缺少，但从最终需求才是治本之道。在国内和国际上，也是如此。在这方面美国给我们提了不少要求，他们自己也应该来配合。许多出口高污染高能耗的产品，不是我们自己国内的需求，是美国和欧洲他们的需求。我讲的大致是这样，供你们参考。
崔克亮：谢谢梅博士精彩的开场发言。下面请主办方之一法人杂志的总编辑王丰斌先生致词。
王丰斌：各位尊敬专家、老师还有各位媒体同行们，大家下午好。参加搜狐财经和光华传媒主办的社会公众形象学术沙龙今天是第三次，我个人也是第三次参加，这次不同，法人杂志邀请为主办方之一，更多参与这样的活动，一方面感谢搜狐财经，另外一方面感谢光华传媒对我们的邀请，更要感谢今天来的嘉宾和老师，谢谢大家的光临。
企业公众形象这个话题，近来非常热，企业也好，媒体也好，专家也好，对这块的关注度比较高，我自己谈一下个人的感受。我感觉到为什么这段时间会这么热呢？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公众形象意识，跟现在的背景，有些时机还是有些基础的。这不仅是企业做大做强，需要强化社会责任和公众形象的内在需求，更是社会转型期外在的需求。说到转型，转型有很多种表述，我自己的表述把它转型为小康社会，原来中央政府是想追求小康社会的理想，现在是把它作为和谐社会，我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些分析。
以前中央政府提倡小康社会，着眼于经济发展指标，事实上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在很多地区已经基本实现，现在中央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我们比较一下原来小康社会的纲要和现在和谐社会的纲要发现还是有非常明显不同，在转型过程中，诸如法制建设，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都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执政的思维、一些理念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还能感受到对中央政府来说，已经不是把追求GDP或者GDP崇拜的思维模式，大家都认识到它的局限性，或者去盲目崇拜GDP应该说可以划句号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政府来说，是这样的环境，对企业来说，财务目标也不能说明企业存在的全部价值，现在企业是一个多面体，一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做好企业公民，还要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是我所理解的转型期，从政府到企业大的环境要求，是大势所趋。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搜狐财经、光华传媒还有我们一起来关注、推动社会企业公众形象的活动，也是顺应时事的要求。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也发现，近年来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制定企业社会道德规范标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我看了材料知道竟然有近四百种各种各样的企业社会责任，看来在这块，还是比较成熟。国内通过我和光华传媒的师总聊过天，将来要打造企业公众形象社会责任的指数。通过这样的措施，能够使我们的企业不仅强化社会责任的意识，前不久也是中国刚刚入世五周年，在这样的时机，我们的企业不仅要发展，要走向世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公共形象这样的方面也应该顺应国际的潮流，也应该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像善待员工、尊重人、尊重环境，环境仪式这样基本的规范和价值里应该是相通的。我感觉今天探讨这个话题应该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过一会把时间留给专家好好分析。
今天还有一个主要的议题把反倾销和企业社会责任放在一起探讨，《法人》杂志11期曾经做过一个报道，讲述了中国的一些企业在获得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地位承认过程的故事，我们组织这个稿件的时候有两点感受，结合这期学术媒体沙龙社会责任的话题来讲一下。第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并没有获得欧美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这也导致了很多企业还有行业饱受西方国家反倾销之害，刚才梅老师也说了一直是国际上一个重在头号反倾销的国家。我们企业也曾经为此提出反倾销诉讼，抗争，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有些企业已经通过这样的诉讼，积极的抗争，获得了一些国家承认为他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据我们了解这样的企业可能全国也就68家，这些企业不仅为自身利益的维护，同时也为了他所在的行业甚至为这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这点上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通过我们的采访，也发现了，其实这样的企业太少，前不久奥康提出来要提及反倾销诉讼，中国的企业那么多，也没有几家起来应诉。在中国环境下，我们很多企业大家是等着后面看着别人往前走，这样的企业是绝大部分。毕竟做这样的事情要花钱，花精力，花时间的，大多数中国企业面临反倾销，全行业面临这样压力的时候，大家是忍气吞声，等着别人忘前冲。我们采访当中，听说过一个细节，某位中央领导曾经说过，我们现在只有50、60家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如果要有几千、几万家，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不是更容易解决呢？这是一个量和质的问题，一定是有帮助的。
还有中国企业屡遭反倾销的迫害还有一个问题，确实中国的产品成本低下，这个低看怎么看？原来低总觉得是优势，现在低到很多情况下我们感觉是耻辱，一个制鞋工人的月收入也不过是两双鞋的价格，前段时间去温州了解一些鞋的企业，国外欧美制鞋协会，贸易方面的组织来考察，觉得你们的价格低得让他难以置信，要不然就政府补贴，要么就选择工厂，我们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企业的经济发展和积累有一段时间，大家有这个意识，要大品牌，要走高端，在人力上，拼中国劳动力低成本，这么拼下去，我觉得中国很多问题，一些基本的社会和谐发展目标还是很难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的这些企业，面临反倾销的企业用什么样的营销策略，不单纯是营销策略的问题，还涉及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可能还涉及到道德评价的问题，我们媒体还有有关传播机构希望呼吁和影响一些老是打低价，用人力的低成本拼命地压低产业工人的生活成本的概念，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来获得利润的空间。这样的方式应该考虑准备放弃，这个在中国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很多还是沿用这老一套。
我作为媒体，也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就简单说出自己直观的感受，作为一个开场白，我想把时间更多留给我们专家，请大家发表高见，再次谢谢大家。
崔克亮：谢谢王主编。王主编是一位资深的传媒人，同时也对经济领域，对法学领域有广泛和深入的了解与研究，也是一个多料的专家。他对我们的主题做了很好的阐述，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简单地把今天沙龙的两个主题稍微解释一下。一个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包括其内涵和外延。哪些属于法定义务或者法定责任，哪些属于道德义务或者道德责任，有些适宜用法律进行强制性调控，哪些适宜在道德层面弘加以弘扬和倡导。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众形象的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而且，对照SA8000标准和尚未出台的ISO26000标准的精神和原则，哪些适用于中国企业，哪些不适用，也进行梳理。看能否形成一个关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体系。这是一个主题。
另外一个主题是，从反倾销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现在国外针对我们的反倾销确实非常严重，这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外一些企业认为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很不到位，比如劳动力价格低廉，不计环境成本等等。所以，就引出下面的问题：中国企业跟世界跨国公司相比，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有哪些差距，存在差距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症结是什么，如何采取措施弥补这个差距，缩小这个差距。
各位专家可以围绕这上面这两个主题分别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对这个主题不认同，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下面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先生发言。
张文魁：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渊源与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建立
从前，公众对企业并没有社会责任方面的要求，企业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在公司法的早期阶段，企业的社会捐赠甚至被认为是“越权”（ULTRA VIRES）的，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和公众开始对企业提出了社会责任方面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学者H.BOWEN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THE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BUSINESSMEN，可能是比较早提出社会责任的人物。他认为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观来从事经营和采取某些行动。社会责任的思想在许多学者的文章、许多组织的宣言中屡有体现，如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的极限”观点就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
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到全球高度重视却与20世纪80年度以来的反全球化运动、环保运动和人权组织的高度活跃有密切关系。公司社会责任（CSR）作为一个正式概念被广泛认可也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随后，CSR逐步实现了体系化，如有关机构建立了SA8000、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尼道德指数等。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鼓励和促进“企业生产守则运动”的推行，要求企业自觉遵守涉及人权、劳工、环保、反腐败等领域的九项原则。世界银行也在推动企业在利益相关者权益、公司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改善社区和环境方面的做法、注重可持续发展等进行努力。耐克、阿迪达斯、沃尔玛、麦当劳、雅芳、家乐福等跨国公司纷纷加入这一运动，而且要求其配套企业和合作企业均要遵守CSR守则。
由于CSR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概念并已初步实现了体系化，所以就不应该对这个概念进行任意解释和随意使用，尽管不同人士、不同机构对CSR的内涵和外延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总的来看，CSR不是指企业盈利、交税、提供就业等方面的事情，这些是企业的份内事情或者是自然而然派生的事情。因此，我认为，在中国将CSR，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就是要将企业的DUTIES和（SOCIAL）RESPONSIBILITEIES分开，不要将两者混淆起来。
从全球来看，CSR主要是指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指资源和环境方面的责任，二是指善待劳工，三是指关注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四是指社区贡献，五是指关爱特殊群体，六是指提倡一些普世价值，如人权，女权，平等，等等。
英国“CSR网络”对美国《财富》杂志选出的全球100家收入最高的公司，从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和社会保证三方面测评，发现它们对社会责任比往年更加重视，越来越多企业愿意主动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2003年只有48家，2004年有72家。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布了类似报告。
一些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起正向的消费响应。也就是说，有良好社会责任的企业可能更多地得到消费青睐。一些研究也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业绩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2002年美国Depaul大学两位教授将《商业伦理》（Business Ethics）杂志评出的100家“最佳企业公民”（基于企业对股东、员工、客户、社区、环境、海外投资者、女性和少数民族七大利益相关者群体提高服务的定量评估）与“标准普尔（S&P）500强”中其它企业的财务业绩比较，发现 “最佳企业公民”的整体财务状况远优于标准普尔500强的其他企业。
二、企业公众形象
我们认为，企业公众形象是公众对一个企业的产品性价比以及企业可靠性、企业承诺力和企业良心的综合认知与总体反应。产品和服务本身的品质是企业公众形象的基础，同时，良好的企业公众形象还应该包括优秀的经营指标，健全的公司治理，和谐的劳资关系，投资者、消费者、商业伙伴和社区群众的权利得到有力保护，对社会公众具有良好的示范，对于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等等。可见，企业公众形象所包括的范围比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广泛，既包括DUTIES，也包括SOCIAL RESPONSIBILITIES。
为了讲了企业社会责任，还要讲企业公众形象呢？因为搜狐调查发现，中国企业现在连一些本分的事情仍然没有做好，公众对产品安全、质量、消费者的知情权等方面非常不满。
由于企业公众形象概念的相对宽泛，我们从财务能力、公司治理、员工权益、消费者权益、投资者关系、商业伙伴关系、品牌管理、危机管理、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等九个方面来衡量企业公众形象。
搜狐调查表明，公众认为“良好的商业诚信、商业道德和企业公众形象是未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企业公众形象、企业社会责任与反倾销
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但是，一些出口企业的公众形象不太好，社会责任履行不够，这也增加了贸易摩擦和反倾销的可能性。譬如，中国纺织也是出口大行业，并吸纳了约2000万人的直接就业。最近公布的中国第一份行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2006》显示，100％的被调查企业都存在超时工作的现象，部分企业员工每天工作达到13个小时，晚上加班4～5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达到83~90个小时，有的企业的员工则在3个月内仅有1天休息，4个月内仅有3天休息。为此，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正在推行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项目，选择10家产业集群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试点地区，100家骨干企业建立CSC9000T管理体系，同时对1000家中小企业进行培训。
我们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中国企业公众形象能逐步改善，企业社会责任将得到更多认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将进一步提高。
崔克亮：谢谢张老师。张老师就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涵盖的范围，还有关于企业公众形象的概念进行了比较全面、具体、深入的阐释。看得出张老师对这个话题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
王丰斌：西门子发展集团的战略与发展总监赵宇空。是我一个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谈谈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过来跟我们交流交流。
崔克亮：非常欢迎，我们正好缺一位企业代表。另外，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李文锋博士，昨天刚从美国回来，可能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今天就匆匆赶来参会，非常感谢。
对刚才张文魁先生谈的，我画蛇添足再补充一下。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起源，我看到的资料是说萌芽于17世纪60年代英国消费者抵制东印度公司产品的运动。后来，1924年，美国的学者叫歇尔顿首次明确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第一次从学术意义上提出这个概念。再后来，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有学者专门就这个概念写出专著。直到1997年，美国有一个经济优先认证委员会，组织专家顾问制定了SA8000这个标准体系。这是一个可以进行第三方认证的标准。上世纪末，联合国有关机构顺应潮流制订了全球《企业公约》和《企业生产守则》，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上升为半官方的行动。2003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开始制定ISO这个体系。经2004年的瑞典会议，2005年9月，在曼谷会议进一步明确了ISO的原则、范围、概念。我们国家官方就是国家质量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有一个表态，说目前不宜在中国推行SA8000的认证。但是，企业界尤其是国际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始自觉对照SA8000标准，尽量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下面请任老师就这个主题做一个发言。
任泉：主席，各位下午好。我也准备了简单的发言稿，不过在我说我的发言稿之前对前面几位发言做一个简单的反映。一个是梅新育讲的国际认证是我们讨论还是应该外国的东西，这里的关系跟我们入世有关系。因为入世来讲，我们的改革到一定时候，再深入下去很困难，我们就借助入世来促使国内进一步发展，抓住这个机遇，自己也能发展起来，这是主要的战略思想之一。这个ISO仍然有这个东西，因为ISO是国际标准，讨论的国际标准的问题，人家现在已经在讨论，刚才说学者研究这个问题都几十年了，我们这种讨论，可以形成一个东西，也可以在媒体上讨论，也可以同时把这个作为我们对外谈判的参考东西。因为国外的谈判，不管哪个谈判，特别是经济贸易谈判，都有研究的背景，从国际组织来讲，像世界银行、货币基金都是做世贸谈判的，都是提供技术咨询的，我们也可以提供技术咨询，就是以媒体，但是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随着我们讨论的深入也可以进行。
刚才张所长，我看都差不多，没多少问题，个别都是可以商量，你顺便提的，纺织企业要不要垮台，如果站在中国国家立场上，让它垮台这个话确实不太好说，你吃老本，农民种的地，粮食，穿着工人纺织的衣裳，你让它垮台，确实不好说。但是在国际化经济背景之下，企业走向市场，就要经过市场的考验，该垮就得垮，国家要扶一把确实要扶，如果扶不起来，不光是纺织行业，国家的大型企业都是这样，也在越来越缩小。刚才顺便提到做大做强的问题，做大做强这个提法本身不科学，因为我的观点来讲，无论任何企业必须做强，有知识产权，有各种专利，财务状况非常好，企业利益非常好等等一系列，首先做强，才能去发展，才能去兼并，去发展，去扩大，不做强，不要考虑发展、扩大。应该在做强基础上选择优势的东西加以兼并，然后再做大。在做大过程中不是就此为止，还要继续往前强大，笼统地说做大做强不太科学，应该是反过来，应该先要做强然后才能做大，不止是小企业，特别小的谈不上，讲的是对国家有重大利益的企业。
接着世贸谈判说，讲服务业，还讲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首先谈判扯皮扯了多长时间，什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谁也说不清楚，我们要谈具体的东西，但是我们讲的国际化标准，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问题，我们谈可以，已经超过他们的水平，我们可以谈这个。从谈判部门作为咨询的参考资料来讲，我们只是一个参考，这也可以形成我们中国对国际标准化，在制定的时候，作为中国政府的观点，让谈判部门再进一步分析，形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国际贸易标准问题已经研究这么多年，谈了很多年，我也跟有关部门问过，但是这些部门都不是太清楚，中国政府谈判历来都如此，不愿意对学术单位像我这退休的，原来说你谈，现在是退休，人家不愿意跟你看，你想看那个东西，人家不给你看，这是绝对的保密。其实有什么保密，人家外国在谈，把基本情况拿出来跟我研究，看一看，对谈判没有什么坏处，这有什么可保密呢，就不行，中国的体制历来如此，到现在还是这样。我问外交部，我说你们主管专门化的谈判，原来有一个专门组，现在分成三个处，我说国际标准化谈判到底谁管，他说他也不管，他也不是，问办公室，他说你找总责任人问，我说谁管这个事给我介绍，我再跟他谈，谁管这个事他也不知道。现在政府机构还是这种官僚机构的状态。像马宇，工作期间时间非常长，各个部门都非常长，但是为什么不能把集思广益的东西做得好一点，完全可以。
2006年12月11号中国入世已经五周年了，作为负责任的中国大国，中国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因为中国的承诺很多，非常多，非常琐碎，但是我们几个要点东西基本上都做到了。因为每年的世界贸易组织要审议中国的承诺，你履行怎么样，世贸组织秘书处也搞一些背景的东西，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都讲，承认中国入世以后在履行国际义务方面，在履行自己承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讲中国是A+，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从我们自己来讲，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到2005年的时候，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了，中国外贸规模达到14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加入世贸以前那年外贸规模的3倍，这时候规模非常大。
第二，中国入世表明，中国认同国际贸易的规则，基于规则的世贸组织，它的规则还很多，有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还有公平竞争原则，这是主要的。一个是自由贸易，我们一提美国，什么是自由贸易？就几个方面，自由贸易不是说自由，想怎么干就怎么自由，是指基于规则，世界贸易组织有基本规则，必须在遵守规则的基础上，这样的贸易就叫自由贸易，如果没按这个办，就谈不上自由贸易。第二，比如说一提到美国，你美国怎么着，国内法大于国际法，谈到世贸来讲，在美国来讲，就是国内法大于国际法，在世贸组织，因为世贸组织是关贸总协定发展起来的，当时加入的时候，就有一条，在你现有法律基础上，去承认关贸总协定，是这样的。如果跟国内有矛盾的东西，可以不执行，虽然入了关贸总协定，还执行国内的，所以国内法大于国际法。不要盲目地指责说，你就是超级大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不要这么说。还有公平竞争，就是大家都按照一套原则来办事，不是一个，这样去竞争，那你才是叫公平竞争，如果你违背了，就不是公平竞争。刚才梅先生也讲了，中国每年受到人家反倾销的东西特别多，我们现在可以叫世界第一了，这没什么可骄傲的，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自己应该值得反思，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没有公平竞争，关键在这里。没有完全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去做。什么叫公平竞争？从反倾销来讲，你的产品在美国市场、欧洲市场也好，产品的价格应该是大于你的成本，这是最基本的。所谓一个产品的成本，生产的成本再加上出口的运输、保险，再加上适当的利润。
赵宇空：插一句，合理成本，不能是说剥削劳工所形成的成本。
任泉：我们这个成本，凡是对外搞价格竞争的这个，搞反倾销这个，遇到人家反倾销，中国国民来讲，政府来讲，就说人家是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违背世贸组织规定，不见得，对外讲是这样讲，我们作为外交官，必须站在政府立场来看，不能站在作为学者来谈，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来讲，考虑企业的时候，企业不要这样讲，还要公平竞争，特别是中小企业，因为有责任，政府也应该支持他，应该有这样的责任，不错。但是要打到国外去，一定要公平竞争，不要搞倾销。低于成本搞贸易，当然要倾销，特别是纺织品都是在短期之内激增，一看市场好了，所有的纺织企业都往这里出口，毫无秩序可言。中国政府有一些部门的规章制度也不听，你也管不住。计划经济时代有这个毛病，毛病是一个根深蒂固了，那个时候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那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呢，现在企业可以注册、登记制，以前要审批，现在要登记，一登记就放开了，更随便到外面去了，门槛根本没有。 这样的话你受到人家反倾销，不要笼统地攻击人家反倾销，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还是学术单位来讲都是一样，不应该随便讲，不攻则己，一攻就要下来，从政府的姿态来讲，你应该对中国的国民有一个交代，对中国的企业有一个交代，这样不行。还是要理直气壮地去攻，去反对他，如果反对不掉的话，就老老实实做好。比如企业遇到反倾销，人家采取措施的时候，从企业来讲，还是搞公平竞争。
张文魁：有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成本太低了，劳动力成本太低了，就像纺织行业，必须有超时加班，你哪怕不让他加班，成本还是低的，总是比国外低得特别多，甚至比墨西哥要低得多，中国人别让他工作80个小时，让他工作一个礼拜，就是40个小时，工资也涨到1500元一个月，价格还是会很低，人家还是认为你在倾销。
任泉：搞国际贸易主要靠国际比较优势，中国入世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以后，就是因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能够达到以前的3倍，比较优势合理不合理，一部分是合理，比如提高工资，是合理优势，合理优势，在对你反倾销的时候，计算成本的时候，按照联合国国际会计标准和报告，按照这个标准可以计算出来，证明你这些还是合理的，你的合理成本有了，利润也有了，运费都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地位，像欧盟有些地方可以承认你的经济地位，总的不承认，但是个别企业，同一个制鞋企业里，有些承认，有的不承认，就是在生产里没有按照联合国会计报道标准去计算这个，你连帐都没有，计算一找，肯定计算不出来，这是人为找的标准。再一个我们工资太低，现在低到不合理的地步了，说得不好听，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来讲，我们合理吗？他也是不合理的。这东西上哪去了？不合理的这部分利益落在谁手里，如果国营企业就落在国营老板手里，像李荣融那里管一百多企业，落到那里去了。如果小的民营企业，落到企业家手里，我认为这个东西我们遇到反倾销的时候，我们要跟他斗争，第二我们也要科学地计算，通过计算以后，然后把我们遭到反倾销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如果确实是属于企业不公平竞争的东西，把它返还给企业，把这部分钱给工人，这是最低的要求，这是国内企业遭到反倾销来说最低是这样做的，否则没有，那是白说。总体来讲，我们低工资企业来讲，都要解决一下比如提高一倍或者更多一点，完全可以。做的目的来说，不是无限地提高，提高到就是反倾销的时候没法反了，做到这样程度，这样对我们的企业工人来讲也是合理的。这也是一个社会责任，我们讲人权都讲生存、发展，这是中国的人权观，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国际上不承认，当然承认生存和发展这个事，把这个作为人权的标准，人家不承认。我们企业在搞社会责任的时候，工资来讲，给人家那么低，人家怎么生活，这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这必须要解决。结合遭受反倾销，可以这么把它解决一下。
马宇：这里有一个问题，不是你要求它，哪怕强制要求提高一倍就会提高，这是生产成本决定的，假如我们涉及到出口产品，有反倾销问题，要求这个必须要提高一倍，但是国内，同样是劳动力，需要的是工作、技术都是同档次的劳动力，不能说内销拿一千块钱，出口就拿一万块钱，这样你让他上去就上不去。一个是生产成本的制约，还有一个是国内外市场价格的区别，国内市场价格，普遍这么个价格，比如一台电视机五百或者一千块钱，让它出口的时候，非要弄500美金，这样谁都不在国内销，都出去最后必然的结果也是再把出口价格拉下来。国内市场价格和出口价格不一样，内外差异极大，就难以单独对外定价，你没有办法逆着市场走。
任泉：关贸组织有一个反倾销协议，对倾销和反倾销定义非常清楚，首先有激增，出口了扰乱人家市场，说扰乱也好，说倾销也好，都有定义，都有经过调查才能区别的。中国遇到这种情况，要不要跟人家谈判，中国一般不应对谈判很少，特别是中小企业很少。但是中小企业也有例外，比如打火机，打火机谈得很好，而且谈得非常成功，大家皆大欢喜。私有企业行业协会发挥的作用，我们纺织有商会、有协会。我们商会也好，协会也好，严格来讲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他协调也协调不了，人家不听，他代表政府，他是二政府，又想占在政府那方面的好处，又想占到企业方面的好处，比政府机关多占一方的好处。这个行业协会应该由企业家或者企业者他们组织的商会也好或者协会也好才能真正起作用，现在成立协会叫我说，索性踢倒，这个不起作用。刚才说打火机为什么人家行，人家就是自己建立的，不是政府建立的。现在欧盟对我们鞋反倾销也是非常厉害的，我们谈判这么长时间，人家也闹了好几次，现在已经达到了我们企业愿意撤下来，不愿意谈了，反倾销就反吧，只能这样。企业谈判需要付成本的，打官司都要付成本，企业家都不愿意谈了，我也咨询过商务部的公平贸易局，我说你们怎么这样，他说不行，我们企业都很不容易，特别是中小企业还有民营企业，人家想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说公平竞争环境，人家世贸组织都做好了，按照那么做就是公平竞争环境，不能说随便拿一个产品到那儿就去了，你也去，他也去，都去了，这样不行，这不叫公平贸易，你还要管住他。说实在，部里管不住，也没法管，说话大家也不听。
最近搞了中非论坛，中非论坛是一个政治性的东西，但是事实来讲实际上有经济性的东西，我们出口，原来老是对欧美，我们要往亚非发展，现在把非洲这些地方稳住。非洲市场跟美国市场档次相差很远，但是对中国的产品特别轻工纺织来讲，第一他们是欢迎，美国对我们也是欢迎，作为消费者来讲，愿意倾销，你倾销，我就买来便宜的东西，政府或者企业的行业协会他是不愿意的，因为这样对他行业来讲是一个冲击。美国也欢迎我们，非洲现在也欢迎我们的东西，但是我在非洲的时候，人家的话有两种，我们对非贸易不平衡，出得太多了，进得太少了，也有话反过来说，我们进他什么东西，你有什么可进呢？除非就是战略物资，比如重金属有铜、金、木材、汽油，有一部分汽油很少，其他核能的贵重金属还有，除了这些东西，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要。但是严重的贸易失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做贸易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由我们的观点，我们讲的贸易平衡，作为中国来讲，我们叫总体平衡，不是让你跟中非之间的平衡，更不要跟埃及的平衡或者跟南非的平衡，不是这样，我要总体的平衡。说实在中国对非贸易来讲，越发展中国出的越多，进的越多，平衡越来越厉害。第二个问题，纺织品到那里应该说也是一个倾销，老百姓欢迎了，等于是替政府做工作了。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
企业来讲，尤其做贸易来讲，没有企业征信制度，我们对外出口，按照正常的出口应该是信用证贸易，但是我们对外出口总体来讲信用证制度大概20%，还有将近80%不是信用证，是赊销，进口商给你赊销了，什么时候返还给你钱，你拿不回来钱，非常厉害。我们每年损失像这样的钱都上千万，而且每年还增长15%，就是这个钱你拿不回来，东西出口出去了，但是钱拿不回来，这是企业来讲没有企业征信制度，政府部门要制定，企业要遵循，企业应该督促政府制定这个东西。否则的话，反倾销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大，现在贸易出口也多，贸易进口也不少了，为了解决好对外贸易关系，还是应该按照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按照反倾销的规则去做，企业来讲也应该按照这样的标准，同样ISO标准，我们要积极地参与，世贸组织，服务贸易谈判为什么原来认为是最难的谈判，但是服务贸易谈判是最早达成协议，而且服务贸易谈判主席代表是拉美的、哥伦比亚的哈拉米罗做的主席，是最早达成的协议，因为在谈判当中，中国代表拿不出中国成熟完整的方案来，这种谈判都是用方案来牵着大家的鼻子走，包括联合国也是，联合国是搞程序，世贸组织搞规则，国际标准化组织也是搞规则，所以我们在规则谈判中，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从做学术角度，刚才讲社会学家管的，还是经济学家管的，不管是谁管的，谁能拿出比较成熟的东西，比较完整的东西，就给政府提供，他能用到什么程度就用到什么程度，与此同时，作为媒体来讲，该怎么发展，要符合法律的，只要法律不反对的，我们都可以。应该从新闻法角度来讲都应该这样，不要等制定完法律以后再去做。
崔克亮：谢谢任老师。任老师是我国入关谈判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谈到企业应该如何面对和看待国际标准，要以什么样开放和理性的态度与国际标准接轨，融入世界，求得发展。他很好地阐述了这些命题，非常感谢任老师。一个社会共同体不能完全靠道德的调整和提升来运转，一方面需要道德，一方面需要法制规范，用法律规定来使共同体成员对未来的行为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也同样不能单纯指望着依靠自己的道德自觉来良性运转，必须有一个外力，需要法律以及类似ISO标准来强制性地迫使其恪守一些底线伦理。实际上，中国政府加入WTO，中国进一步开放、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更多的是对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权力的掌控者加以规范，不能再肆意任性而为，而是要遵循国际标准，要遵守国际惯例，要恪守普世价值和普世伦理。这样，才能给中国的每个成员带来繁荣和进步，而不是只给寡头垄断集团带来利益。
所以，梅新育博士刚才提到应该靠中国企业的自觉来决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而不必理会SA8000之类，这是值得商榷的，这不是一个理性和开放的态度。 因为，对企业这个以逐利为目标的主体而言，一方面的确要通过弘扬和倡导企业道德来使其践履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使其恪守企业底线伦理，才能使其健康发展。SA8000以及即将出台的ISO26000就是很好的外在规范，让其成为外在的强制力亦无不可。
下面请贾博士发表高论。
贾品荣：首先非常感谢法人杂志、搜狐财经、中国经济时报、光华传媒组织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像任老还有张老师讲得非常好。随着后WTO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正在进入社会责任时代。从近期看，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还存在不少困难；但从长期看，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正在形成一种国际潮流，其发展态势不可逆转，是大势所趋。
蓝德公司跟踪世界五百强企业20年，得出企业保持不衰的三条结论：
第一，基业常青公司认为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说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就不能不谈谈这方面的先行者——惠普公司。从历史上看，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次行动被认为是1790年英国消费者抵制东印度公司使用奴隶劳动生产的糖。1924年美国有学者第一次从学术角度提出了“社会责任”（CSR）的概念，但当时并没有多少企业关注，更不用说支持了。1939年，惠普公司成立，9年以后的1948年,惠普总经理戴维.普卡德参加了一个商界企业领导人会议。与会的总经理讨论的焦点是企业如何才能做的更大，利润如何才能提到更高。而年仅37岁的戴维直言不讳地反驳：“请不要忘记，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远远重要于对股东的责任，而企业更有责任尊重雇员的自身价值和人格。”这一论点遭到身为企业领袖的同仁们的抨击。当时，这家目前世界500强排名28位的惠普还只是一家专注在测量仪器行业的200多人的小公司。鉴于戴维的想法如此不“入流”，他被公认为没有资格经营任何重要企业，更不用说继续归属于这个俱乐部了。然而，50多年后的今天，当初自以为是的几十位商界领导者，有谁能像惠普那样至今拥有雄厚的竞争力呢？
第二，基业常青公司抓企业骨干培训。微软公司的CEO比尔.盖茨无论多忙，每月都要为员工讲课；摩托罗拉在中国办的商学院开学时，CEO都要过来讲课。摩托罗拉公司算过一笔经济账：每投入1美元的培训费用，就会有30美元的产值。有了这个投入与产出比，就产生了每年教育经费约在1．2亿美元以上、在全球设有14个分校的摩托罗拉大学。据了解，目前，美国已有2000余家企业大学，而在全球500强企业中，建有企业大学的占了70％。
第三，基业常青公司抓习俗培育。最高明的管理是不去管理，无为而治，把管理规范转化为一种文化氛围，从根本上治理。与此比较，国内反腐倡廉的红头文件非常多，但是腐败分子仍然前“腐”后继，就因为没有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当企业社会责任形成一种文化氛围时，才能达到真正效果。
由此可见，强调社会责任是保持企业永续经营的秘诀。
就当前的中国而言，强调社会责任有六点战略意义：
意义之一，经济的深层次发展，需要更多的社会责任。经济的发展本身会造成更多的贫富差别，而市场并不存在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所以，当经济越来越发展、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时候，社会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而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政府，另一方面需要企业本身的参与——因为企业也是造成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我国劳资矛盾、人与自然矛盾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现在工人的自我保护和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有些资源短缺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我国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的任务繁重，矛盾也相对集中，社会不安定因素还很多。如果应对得好，可能进入发展的黄金期；应对得不好，也可能进入矛盾多发期。特别是农民工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经济越发展，社会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需要解决贫富差别。这就是在改革28年后，越来越需要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意义之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有利于扩大内需 。中国真正的购买力，不是源自少数人，而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造成目前国内需求不旺、内需乏力的三个因素：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不大,尤其是中低层的收入；现在对市场经济引起就业的不确定性增加，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人们就必须要储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消费需求上,缺乏新的消费热点。因此，扩大内需，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有利于扩大内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如果能改善农民工待遇和推动社会保障，则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意义之三，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从外贸发展来看，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对出口企业形成压力机制，加快外贸增长方式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传统的外贸增长方式不但容易引发贸易摩擦，从长期看，也不利于这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甚至会丧失现有的竞争优势。同时，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多年，2006年1—9月份，我国贸易顺差达到了1098.5亿美元。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进一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早日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意义之四，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现代经济运行不但要有会计成本意识，还要有社会成本意识。社会成本是一个社会因个人或团体从事一项活动所增加的负担。这种活动或为生产性的，或为非生产性的；而这种负担或可计量，或不可计量。像厂商们为处理生产后剩下的废料所需要的成本，或为购买灭烟、灭尘设备所需要的成本是可计量的社会成本；又如，工厂与汽车所制造的空气污染，高声播放音乐或汽车乱鸣喇叭所制造的声音污染，化学工厂倾倒的废水流入河溪致所经之处生物全毁而产生的水污染等，则是难以计量的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之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赋予经济成长更实在的含义，而且在于它赋予社会福利一个更有价值的指标。社会成本在工业先进国家已受到重视，在我国受到重视的程度却非常低。中国社会之所以不重视社会成本这个观念，主要起因于我们所承袭的三种作风：一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存在——只知有自己，不知有他人；第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税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企业损害社会利益、生态环境；三是社会性的短视，只重视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长远的社会价值、生态效益。由于这些作风的推波助澜，一些企业重视的是个人利益的增加，所忽略的是社会成本的减少。社会成本的损失往往是经济增长难以弥补的。社会成本的发生不仅会抵消经济成长，会降低全社会福利水准。因此，当我们追求高速成长时，必须重视社会成本这个观念。重视社会成本，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意义之五，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树立中国企业的新形象。长期以来，中国的一些企业不重视信誉，造成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有资料显示，中国50%的经济合作带有欺诈性，足见市场交易行为中的信用危机何其严重！一些企业的经营活动不是立足长远，通过产品的品种改进和质量的不断提高创造品牌，而是以“掏走消费者腰包”为唯一目的，而生产假冒伪劣商品或质价不符产品，这些企业大多很快销声匿迹。信用差，成为中国一些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短命的深刻原因。资料显示，中国市场交易中的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为10%—20%。造成中国市场信誉差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是个喜欢形式的国家，往往忽视本质内容；二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从思想上破坏了社会信用观念，当时典型的流行语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制度上消灭了市场信用观念。如果企业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自觉履行道德义务，对社会负起责任，企业就可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加企业的无形资产，这无疑有助于形成企业长期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战略利益。这是一笔非常可贵的道德资本。视社会责任为一种信誉投资,是与企业的经济目标相兼容的重要企业活动。树立一个让广大社会公众所信赖的良好企业形象,从长远来说,是企业与社会共赢的举措。特别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企业额外的负担,更不是炒作包装,它是企业经营良性的循环。
意义之六，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消除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树立“中国贡献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对世界贸易格局和产业分工形成了一定冲击。甚至一些与我国传统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经贸扩张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心理，由此而来的 “中国威胁论”也不时甚嚣尘上。占领国际市场，既是个策略问题，也是个战略问题，我们在寻求外部发展空间的同时，也要统筹兼顾国际市场的接受能力。而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中国的认识从“中国威胁论”转变为“中国贡献论”。
那么，企业主要的社会责任有哪些？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对产品的社会责任、对环境的社会责任及对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是其主要方面。
与员工分享成果和尊重员工是首位的社会责任。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人，一直没结婚，也非常不喜欢小孩子，对谁都冷冰冰的，邻居们都觉得她很怪。有一天，这个女人发现邻居家失火了，她还听见邻居家的小孩在屋子里哭，这个女人冲进火场，冒着生命危险把孩子从火场中救了出来。从此以后，她完全变了，变得喜欢和别人交流，尤其是讨论那个被她救出来的孩子。如果那个孩子受到表扬，她会为他笑逐颜开；如果那个孩子犯了错误，她会非常生气，更会为此失声痛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那是我用命换来的。”在企业中，有时候管理者做了大量工作，仍得不到员工对企业的珍视。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员工没有同企业并肩作战的经历或感觉。人都珍惜自己付出努力的东西，原因在于付出努力后，他才更理解结果的来之不易。不少失败的管理者与企业，都是把企业的成功归功于自己，忽视了员工做出的努力。更有甚者，剥夺了员工分享成果的权利。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首位责任是与员工分享成果。
其次，尊重员工的自身价值和人格，实行人性化管理。当你到餐厅里就餐，希望赶走那些没有笑容的服务员，将食品狠狠摔到她们面前，但你想过没有，对于那些服务生来说，时时保持好心情可能吗？我们得有宽容心；在电话销售行业，销售人员被要求使客户从你的声音感受到微笑服务，她们天天带着面具上班，内心能不痛苦吗？我们应该将心比心；酒店、航空小姐被要求面对非礼的客户也要保持迷人的笑容，换位思考，老总自己能做到吗？这不是人性化的管理！真正人性化的管理就是理解员工的内心世界，与员工合作，把员工的长处变成企业成果。一言概之，自然地付出，自然地索取。
对产品的社会责任是企业的核心责任。产品的出色是企业成功的基准。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认识产品社会责任的本质：其一，产品社会责任的关键是企业与顾客之间高度信任与和谐的关系。产品的出色，源于企业对顾客的高度责任感——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对服务质量精益求精，对顾客诚心诚意。其二，产品的社会责任就是童叟无欺，质价相符。其三，产品的社会责任就是立足于长远，通过脚踏实地、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产品品种的不断改进和质量的不断提高来创造品牌。但一些企业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有13亿人，从每人口袋里掏一块钱，就是13亿之多。于是花巨资打广告，没有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结果，这些企业主要不是制造产品，而是在制造概念；消费者花掉昂贵的费用主要不是消费使用价值，而是消费概念。
企业赚钱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创造财富，二是瓜分财富。瓜分财富的方式有：通过股票、期货、房地产市场的炒作实现财富转移，以及通过创造概念从消费者口袋里掏走巨额钱财；如果不是通过瓜分财富，而是通过创造财富实现企业的效益，就必须兢兢业业地改进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使消费者获得价廉物美的产品，就像农民种地一样精耕细作，但这样钱不会来得那么快；而通过创造概念，一般钱来得快，短期内企业爆炸式成长，那么多消费者在强大诱惑下本着试一试的心理，购买这种产品，确实能使这些企业发一笔财。但消费者很快发现价值不符，或者发现这些产品根本没有什么效用。结果，这些产品火了一阵子，很快又烟消云散，这是我们一些企业大起大落的深刻原因。
对环境的社会责任是重要的内涵。所谓的对环境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只是生产产品，还要对他们产品的原材料负责，而且对于成品之后，怎么样在成品使用周期完了之后，怎么样处理这些成品，也应该负责，也就是从头到尾负责。
对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是目前最大的社会责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问题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长期存在的社会等级关系格局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对农民实行与城市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户籍制度与就业用工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的控制，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如果继续忽视农民对公平待遇和享受保险及医疗的希望，就会加剧城乡差距的危机。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2亿人，他们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穷的农村地区，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39元，而同期的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是1335元。这组数据意味着，2004年全国因为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工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8.5%。
从文化原因分析，在一些中国人的骨子里，对弱势群体不是雪中送炭，而是喜欢落井下石。其实，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两个群体：一是备受歧视的农民工群体，另一个群体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记住：是他们，以务实的行动改变了中国。他们是对中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两个群体。然而，农民工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长期偏低。据初步估算，我国平均工资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1/30-1/40，甚至低于泰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增加农民工的待遇，真正藏富于民，从而在国民中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崔克亮：谢谢贾老师。贾老师就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的内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战略，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和营造良好公众形象方面和世界水平的差距，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有论文框架的完整发言。
现在请马宇老师发言。
马宇：谢谢主办单位提供这个机会，刚才听了几位发言，梳理一下思维。有些东西一开始把这些概念说了一下，我不是做这行，以前没有很系统地了解这个东西，这样对我自己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还是根据我们的要求来谈，把我考虑的几点谈一下。第一个说一下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和外延的问题。这个有必要做两个划分，媒体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或者不是在很严谨意义谈的时候，可以概念稍微宽泛一些，比如说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一部分法定责任和义务，根据法律要求的什么，你像员工权益保护，你可能考虑进去这个问题，但是也不是完全的跟法律的东西都一样，还有跟道德是连在一块的，这里有一部分，谈的时候，甚至再往上谈到道德的时候，还可以把失业都可以加进去。这在宽泛意义上谈，我们媒体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比较广义上谈企业社会责任，你对企业谈的时候，也应该包括这些东西。这跟我们评的企业公众形象有点接近，谈得比较多，但是把商业化的东西去掉，也就是说还是跟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但是真正说实在我们在操作层面，甚至有一些有关的标准化组织在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制定的时候，我个人的建议是要窄一点，采用相对小的概念。在提供的资料里有四个，我比较赞成第二个，但是第二个，还有一个还要给缩小一下，叫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作为法人的道德责任，这个还是宽泛一点，应该是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作为法人承担的对于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责任。这里要这样说的，利益相关方比如相关这块，生产，工人员工的权益保护，还有对环境这块，在所在环境承担的责任，这也是利益相关方，这都是直接的，还有对社区的和谐或者发展，这也是利益相关方。这里应该把慈善排除掉，如希望工程等慈善捐赠，就是纯粹的企业道德责任，不是纳入CSR里考核，这样的话很难操作。你规定一个标准，衡量达到销售额或者利润这就很麻烦。把利益相关方规定在这个地方以后，在制定的时候，也避免把本来是一些法律规定的责任和义务给它等同于道德要求，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还是比较宽泛，否则的话，要是弄到前面甚至主要侧重点在法律义务就没法谈，环境问题有环保法，你排放的标准废弃废水，不达标，还谈什么社会责任。这是在法律底线之上的，你是守法的，还不够在守法底线之上，还应该有更高的责任，道德、责任义务，这样一定义以后，我们在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有些就是涉及到童工的问题是违法，但同时又有道德责任在里面，还可以联的，但是有些没有必要连着，除非是你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定的比法律还高，这样操作起来，就方便一点。
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划分，不管是国外在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还是国内在做的时候，可能就是两处，一个是往下走，最后企业宣传的时候，尽了法定责任和义务，最后拿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来说，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按照法律出来的这是你该做的，没有什么好宣传的，你不做，就要关门。比如还有一种是符合你的法律标准了，但是另外一些，还超额做的，我去重庆一个外资电子企业，要把这个企业关掉，我问他为什么要关掉，他说参加一个跨国公司公约，在什么时候减少有害物质使用必须达到什么标准，现在我要不关这个工厂，加进去就达不了标，要不把这个企业关了，这个在中国来说没有违法，排的废气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在环保标准之内，从他角度来说，做这样的公约，最后重庆市政府说不行，这个企业还是很重要的企业，这是优秀企业，怎么关呢，中方把股份接上。跨国公司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说，他不能做，但是对地方政府来说有必要做。这里相对来说就方便一点。
另外我们衡量的时候，把慈善捐赠作为社会责任的话，太夸张了，也不好做，还是要跟利益相关方来做，首先要做到这样，在制定标准的时候比较清楚。但是从概念来说，宣传的时候可以宽泛一点，因为你不可以要求很严，但是在企业责任标准的时候，相对比较狭窄，这样便于操作，包括再去遵守这个标准，接受认证，好做一些。这样说起来，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高于法律层面上，更多的是道德责任或者道德义务，这样都是对自己提出更高层次要求的。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有了这个定位，就确定了将企业社会责任不是法定义务，不是强制性，不是说这个企业必须得去做认证，必须达到这个目标，法律标准是必须达到的，这样的话就体现企业的层面，体现企业的追求，去做一个品牌，去做长久的企业形象，有更高的要求，这样做到也可以避免全部都上，明明法律没有做到，还宣传企业的社会责任，这边废水废气排放，另一方面非典来了，搞慈善事业，一捐就是一百万，一千万，这对企业来说，不强迫，是自愿选择，但是媒体可以鼓励，可以引导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我们国家来说，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两年谈得特别热，一个月参加两次国际研讨会都谈企业社会责任，有的是国内办的，有的是国际组织办的。但是我觉得不说热对还是不对，还是媒体谈这个问题角度合适还是不合适，肯定说媒体来做这种事情，来谈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是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但是从政府角度来说或者我们在搞，我我觉得从我自己的感觉里是两个，一个对政府来说，因为概念界定不清，不管媒体宣传的时候，甚至有些政府在做的时候，把它弄成政府的事情，而且就作为法律或者一种政策介入进去，要在这里做。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糟糕的。这样不理清的话，政府一看到媒体宣传或者形成一个浪潮的时候，首先政府会赶时髦，尤其这样的东西对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连到一块，一到这个点上，大家都来炒，政府也显示一下，积极宣传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最后变成政府要求企业给弄社会责任，我要制定规则，国际上不行，我必须自己弄。在某种情况下，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到位，很简单，比如劳动法劳动执法做不到，超时加班做不了，拖欠工资那么多，几百亿，上千亿都解决不了，还制定什么标准，搞社会责任，这是没有意义的。政府再这样说，我再制定更高层次的标准，反而把自己失职或者渎职给掩盖了，政府通过自己制定标准，通过自己认定公司，我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东西，别的标准不行，SA 8000不行，ISO26000也不行，政府搞一个东西，不管是行业主导还是什么主导的，我自己主导完了，收费，变成一种业务了，弄来弄去，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很糟糕。第二还有基础，现在媒体谈得非常多，作为企业来说，不管是跨国公司还是国内企业也罢，必须关注社会责任，搞利润增长的问题，同时也看到不管在学术界还是在另外一方面或者在政府部门也有一种，比如在国际贸易里，怕你成为国际贸易壁垒，除了以前的技术壁垒，这些东西会形成企业社会责任壁垒，这个在前年的时候很普遍的东西，包括政府部门在做决策的时候，比如多边贸易谈判或者双边贸易谈判否一些不能谈的问题，不能谈环境标准，不能谈劳动标准，这很有意思，国家一方面自己说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还要以人为本这样的东西，另一方面谈的时候，又不去认同这些东西，你说的是可能形成贸易壁垒，最后给否定了。你的国家是不是符合你的总的发展目标，第二对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有没有考虑，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弄得很矛盾。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
有些东西不大好说的事情，有劳动法、工会法，法律都具备了，为什么还是保护不了，真要想保护不是没有办法，是有办法的，但是不敢使，也有更深层次的考虑担心，可能会出现两种倾向，也都比较麻烦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先从行业内涵或者外延角度怕出现的两种倾向。
第二点，企业社会责任与贸易壁垒的问题，这两年谈的并不是太多，这两年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新的贸易壁垒，这里是需要去研究。曾经写过一篇很小的东西，在搜狐博客上也发表了，我说企业社会责任是值得赞赏的贸易壁垒，假如可能成为贸易壁垒的话，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贸易壁垒，我从六个方面比较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一般的ISO质量和技术标准，甚至是国家法定的技术标准，我们可以比一下，看一下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比如这技术标准考虑的就是产品的质量或者是产品的内在品质。另外你作为企业来说是必须关注的，因为你的商业实现比如投入产品，投入品质质量去赢得市场。还有一个东西，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关注产品内在品质，是关注你在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相关领域，不是直接的，关注的是生产过程中相关利益方的利益。第二个，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直接体现的是企业商业生命，我们说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即使不强迫他，企业也会考虑，政府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必须给他制定标准，毕竟这是直接体现商业利益。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已经是超出了商业利益，当然不是说并没有完全商业利益。现在宣传企业社会责任或者公众形象没有商业利益吗，我还说高尚营销，为了塑造我的形象，宣传我的企业，也可以说我是负社会责任的企业，我的公众形象很好的企业，我做了什么善事，这也可以是营销行为，但是毕竟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有更广泛的商业行为。第三点，质量标准，直接保护的是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不消费这个产品，有些产品也不影响利益相关方，比如汽车有一些排放，但是一般来说是直接包括消费者权益，可是企业社会责任从生产者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生产者更多考虑不是组织生产，不是资本方，而是反而在生产过程里处于弱势或者被动地位的生产方的权益。第四点，企业社会责任，不直接作用于消费者，不遵守或者不承担社会责任，在法律责任和义务之上，不承担这个，对企业来说，一般没有直接损失，并且要假如承担，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利润，虽然你说在另一个层面是营销的高手，但是这里可能会增加这个成本，另外对直接消费者来说，反而会增加消费者的负担，明明要提高社会责任，生产成本要提高，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可能付更高的价格，对消费者来说是消费者福利某种程度的损失。现在在西方现代也有趋势，提出来说有些消费者或者消费者组织去抗议某些品牌，抗议一些血汗工厂，提出来宁愿买价格更高的，含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商品。这也是出于消费者道德选择，但是他是付出了更高的价格。第五点，质量技术标准，企业有一种，另外一个往往是国家有些强制性的东西，比如汽车的安全性问题还有排放标准。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来说，假如在这个层面来谈的话，实际上是企业自发、自律的东西，不是强制性要求，而是自愿选择，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大的差异。第六点，在国际贸易或者跨国投资，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一般说质量标准或者技术标准，保护的是进口国的利益，我这个产品生产的食品合格还是不合格，是进口国的消费者保护他的利益，你通过质量控制达到这点，保护的是进口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消费者利益，但是企业社会责任保护的是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利益，这是非常大的差别。比较一下这个内涵，从中国来说，没有理由去抵触。中国在国际分工里做什么东西，从这里一比的话，你要采取这样的东西，对中国来说获得的国际利益远远大于你可能损失，可能你的竞争力受到削弱或者有点下降，但是这样一比来说还是获利。这样的话会直接决定我们国家在国际贸易或者国际投资跟有关国际组织谈这些事情我们基本取向政策选择的问题。不是出于贸易壁垒或者贸易竞争的考虑，那可能有抵触，这样的话可能能改变一下。
第三点，有必要谈一下CSR和劳工保护的问题，特别需要谈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也曾经去很多企业做调查，尤其是加工贸易调查的时候，我们看血汗工厂太多了，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谈了这么多事情约束不住，低价出口，无限度地在降低成本，为什么能做到，我是85年到外经贸部工作，80年代已经在说，不能亏损出口，91年、92年外贸改革的时候，一开始独立核算，更开始不需亏损出口，必须赚钱，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有利一部分确实是竞争力在那个地方，还有赚钱，但是还有非常重要就是国有企业根本没有成本核算的概念，不出后怎么办，在90年代外贸体制改革以前，所有的外贸公司都是国有的，那个时候能核算出口产品的成本吗，没有。明摆着一个创汇，一个美元是8块钱，最后就是6块钱卖，为什么国家到现在为止几百亿，上千亿的出口亏损挂帐怎么来，就是当时那样。这个一开始根源就是国有企业没有成本核算的概念，到现在很多出口企业有这样的问题。说长虹的问题，不说倾销才怪。长虹03年的出口就是荒诞，一下子出口几百万到美国去，我去过长虹，我问过你们怎么出去的，最后企业员工说我们老板有办法，这个事报出来才知道，给你不要钱，卖完以后了卖多少钱给我多少钱，最后收不回来，是没有考虑这个成本，字面价格一台价格二百美金，我是赚钱的，最后根本收不回来。任何一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敢做吗，敢玩吗，像这样的事情再去谈不亏损出口，倾销不倾销，根本没有意义。第二点我们有竞争力，有成本，但是有一部分竞争力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资源优势，还有一部分是违法的。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可以通过削减环保成本，削减劳工成本，企业获得这个利益，最后讲价的时候，企业还是赚钱的，不管是外资还是民营企业，老板不赚钱行吗，必须赚钱，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底线没有守住，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做。这是法律执法的问题。一开始说人民币升值可能是出口竞争力损失多少，现在几年下来以后，一年增长5%，出口增长20%、30%，没有影响，可是这里有一部分确实能体现出来弹性比较大，还比别人有竞争力，另一方面据我了解的，包括我去一些企业调查的时候，很多地方把人民币升值损失直接转嫁到别的方面，不是通过别的把价格提上去，还能卖出去，根本价格没有提，老板还能卖出，往下压。原来广东的地方一个月700块钱工资，直接降到500、600。还有一些企业做得不行了，有环保设施，不上，比如耗电，有的放在这里，检查就开，不检查就不开。通过这种办法降低生产成本。你要想做到这点，逼着他往上走，国有企业改革那是一回事。这条就是政府必须守法律底线，让他没有向下的可能，要想人民币升值了，或者执行社会标准导致成本提高，那你自己再想办法，往上走怎么消化成本，怎么样提高竞争力，提高附加值或者技术水平，逼着企业有向上的动力，否则的话，底线随便可以突破的话，资本是赚钱的，并且会选择最简单，见效最快的方式让企业获利。毫无疑问，我直接简环保成本，直接降工人工资对我来说是最方便的事情，既然政府不管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可能有些企业自己没有道德约束或者考虑企业形象不会这样做，你不要忘了中国现在这样的情况相当多的企业没有这样的要求，生存还是第一位，在考虑这样事情的时候，必须通过法律的方式逼着他往上走。
制约因素，在谈保护员工权益的时候，让员工有自我保护能力。在谈到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保护劳工权益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政府要依法守这个底线，拖欠这样的问题，政府该怎么查就怎么查，这是法律底线应该守，这是最基本的。第二，必须让员工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和能力。
任泉：先解决工会的问题。
马宇：你让工人为什么保护不了，你去拖欠工资，最后让总理出面也不能解决，太多怎么做。但是你让劳工有自我保护能力，别看这个权利就能做，强资本弱劳工，与资本平等博弈，只能让劳工联合起来。不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跟美国人联合起来，现在美国劳动者最烦就是中国人，美国资本家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中国自己劳动者联合起来或者在企业里劳动者联合起来跟老板讨价还价，不是说给我更大的发展空间，培训我，或者说一千个人必须得有吃饭、上厕所的空间有多大，先把最基本的东西做了，让他跟老板，包括基本工资的问题，假如拖欠怎么着，还有健康安全的问题都要做。这个是对资本最大的约束。这个要实现不了，单靠政府，政府老觉得我替你做就行，事实证明政府做不了或者政府根本就是渎职或者没有这种去做，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让劳工自己保护自己呢，很简单，自己组建工会。我就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沃尔马的事情，炒了多少年，沃尔马不成立工会，就我印象里炒了三五年，最后通牒，说你违法，你为什么不成立工会，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去沃尔马也问，有时候问自己，我说沃尔马的员工权利保护比起我们国家成立工会的单位，他的员工保护程度高还是低？你可以让沃尔马员工出来说，他存不存在拖欠工资的问题，存不存在违法加班的问题，再跟我们国家成立工会的机构比一下，结果怎么样。逼着成立工会有什么意义呢，工会只是保护员工权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幌子，把工会成立了，最后工会不但不能保护员工的利益，而是帮着资本损害劳工的利益。这工会不是工会，是工贼。有些事情得让劳工有自我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能力，起码把这个概念说出去，否则说半天，一个劲在说，说拖欠工资问题解决不了，你敢工厂拖欠老板的工资，我一千工人今天罢工，不上班了，我看那个老板急不急，现在好，拖欠你也没脾气，现在政府罚，罚20万。下面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这个对我们来说的关键是做的问题。
崔克亮：谢谢马老师。马老师以极快的语速，提供了密集的信息，讲述了非常精彩的观点。从我个人的角度非常赞同马老师的观点，包括他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对环境责任还有道德责任的梳理以及对贸易壁垒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都令人赞赏。确实，诚如马先生所言，如果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贸易壁垒的话，它也是一种高尚的壁垒，而不是耻辱的壁垒。我们可以反思一下一个国家或者整个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真正目的是让每个公民、每个个体的幸福指数提高，但是，我们却在以降低每个个体的幸福指数为代价换取虚假的泡沫或者繁荣。尤其是由于我们体制和机制方面的缺欠，使我们的社会财富在大量增长的同时却剥夺了绝大部分人的利益，真是以榨取很多人的血汗（譬如农民工）换取经济的高增长。而这样的成果在分配的时候也不能获得公平的分配，被寡头集团瓜分了。这样的经济增长对共同体每个公民来说，对每个个体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个角度，我非常赞赏马老师的观点，应该用一种规范，代表人类普适价值的规范，比如联合国人权公约，比如WTO规则等等来约束政府。
下面请李博士来发表观点。
李文锋：大家谈了许多，我很受启发，谈点个人的想法。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也是近两年来一个热点话题。目前社会上有人把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变成很大的贸易问题，为什么这几年成为一个焦点，应从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2001年以前，最担心的问题是加入世贸的影响。记得当时许多专家学者发了大量的文章，担心出现国际收支 赤字，会出现经常项目逆差。五年过来了，事实恰恰相反。我都可以找到哪些学者做过预测分析，现在很多结论跟以前是恰恰相反，中国加入世贸五年，中国取得的贸易绩效显现易见，原来担心的事情没有出现，这应该说是中国市场开放的结果。这里有两个亮点，一个是加工贸易，从90年代以来特别到最近几年，发展是很快的，与国际产业转移密切相关，加工贸易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块跟外商投资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推动加工贸易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二是民营企业，应该说民营企业这几年的贸易增量贡献率非常高。
同时，恰恰也是这两个亮点也引起了社会上的许多争议，一些人把大量的国外反倾销归咎于民营企业的低价出口，并以此认为企业没有履行社会责任。假如从公平和效率来看，原来我们一直在追求这种增长效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公平的一些东西，在这里逐渐失去了平衡。从加工贸易来说，首先为什么这么难，在以前也没有这些提法，为什么到中国来投资，很简单，加工贸易许多是两头在外，当地加工，与国内产业链的联系相对较弱。但是社会责任的许多内容与品牌、研发，整个销售链条是密切相关的。假如是美国公司将业务外包到中国，其履行社会责任更关注的是在美国本土，而较少关注在当地国履行社会责任。一个地方的投资综合成本高了，它自然会选择到其他国家去投资，他选择的是比较成本，并没有考虑企业自身所应承担的社会成本，这与当前的国际产业分工模式有一定的相关性，当然也与地方招商引资中主动减免社会成本有关。从民营企业来看，原来民营企业外贸经营权是受约束的，放开以后，他们出口的动力激发出来了，但对企业社会责任，员工工资，环境污染也好，他考虑得少。从经济学分析，企业成本分为两块，私营成本和社会成本，在没有外在约束情况下，企业往往追求的是内部经济，没有考虑外部经济，往往把企业的私人成本转嫁为社会成本。这与从事经营过程或者国际化过程中所处的阶段有一定的关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应历史的、发展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当前，企业社会责任引起社会关注，政府重视，说明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对公平、公正有更大的诉求，应该说恰逢其时。对劳工保护问题、污染问题，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不但要关注，应赋有更大的意义，假如原来我们发展贸易是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基础，那么这种优势在逐步递减，现在劳动力成本在逐渐提高，土地价格也在逐渐提高的情况下，这种优势也在逐渐淡化，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增长动力，形成一种新的竞争优势。我的看法是，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可以看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体现，怎样延长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值，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这方面下工夫是应该提倡的。从企业自身来说，社会责任标准就是实现从发挥比较优势到创造竞争优势的转化。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是有利的，同时也是我们实现增长模式的一种转变。以前我们搞了这么多年，从80年代就一直说要效益，到90年代讲转变增长方式，现在叫了这么多年还在转，为什么没有转过来。根据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劳动力、技术都是重要的要素禀赋，但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还有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应该说制度的建立，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更长远的意义。
最后，也不能靠企业社会责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里应该把握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还要考虑到我们的比较优势。近几年，一些企业越来越难找到工人，以后这个问题会可能更加突出。一般来说，从事打工的大都处于20来岁到30来岁之间，这与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高峰期相对应，以后这个年龄段很快就是90年代以后出生的，而且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这部分人对劳工待遇会有更高的需求，因此劳动力成本还会增加。从这个方面来说，也有一个感受，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我们的机遇就在于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在于我们还有大量的劳动力，现在还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假如能把握得好，那将加快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把握得不好，甚至过分强调另外一方面，也许会延缓工业化进程，在这方面应该是把握一个度。怎样把握一个度，关键是对目前最为关注的劳工问题，污染问题，甚至是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纳入到社会责任讨论框架里，而不是泛发企业社会责任。
这是我几点简单的想法。
崔克亮：这是李博士的个人观点，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观照企业社会责任。现在请华夏时报评论部主任于德清先生发言。他是国内知名的时评作者。
于德清：谢谢法人杂志还有搜狐财经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跟各位专家学者进行现场交流。当初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看是一个媒体沙龙，按照我本人对沙龙概念的理解，认为可能就是一次非常开放性的，而且也是随机性的讨论，所以也就没有专备讲稿。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我也接触了一年多的问题，这两天为参加沙龙也想了一个从哪个角度切入的问题。
作为一个新闻人，不是学者、专家，在有些方面谈的不是很专业，不过我认为，可以从问题的本身来切入一下。我们在谈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时候，首要的概念还是社会责任。能够成为社会责任主体的是公民、社会组织，其中包括企业，还有政府，这三者。这两年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个非常热的话题，但是给大家的感觉尤其在公众的眼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这个模糊的背后并不完全仅仅是一种概念理解上的或者知识领域信息的偏差，也与当前国内社会责任普遍的缺失和责任界定的模糊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刚才讲的三个社会责任承担主体的问题，公民、社会组织还有政府之间社会责任承担和界限方面界定不清楚，不到位所造成的。
具体到企业社会责任来讲，企业责任和政府责任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从政府来讲，在执行法规和监管措施方面的不到位，往往就导致“血汗工厂”在国内普遍存在，以及企业在执行环保标准方面大打折扣等等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在承担自己法律责任方面做不到位，与政府的责任不到位有直接的关系。在当前政府责任不到位或者越位这样情况下，再来讲企业社会责任，确实有奢谈的成分。所以，未来要倡导企业社会责任，从大的背景和大的环境来说，首先还是需要承担企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要界定清楚，同时相关责任主体尤其是政府能够转变自己的职能和定位。
现在国内的实情也决定了政府的责任到位与否对决定企业是否履行它的社会责任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要让政府尽到对公民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句话就设置了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将政府定位于什么。按照刚刚去世的美国的弗里德曼先生讲的，在强调政府为企业、公民做什么的时候，隐含的前提条件是，这个政府是一个家长式的政府。在福里特曼先生看来，政府不能凌驾于公民之上，其本质是基于人人平等，基于公民权利平等所要达成一定目的的工具。如果政府是个在公民之上的家长，那么公民就难以约束他的行为。尽不尽责任那就是随家长的意志而决定，他实质上拥有不尽责任的自由。政府如果是大家的工具和手段，那么，对于政府的作为就会被严格约束，他也就没有了不尽责任的自由。我们在谈到让政府尽到社会责任这句话的时候，也就是结合了现在的现实。我们现在的政府还不是这样性质的工具，所以我们首先要呼吁政府必须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这只能说是非常现实的策略，但是这并不代表着道理上应该是这样。现在倡导企业讲社会责任，让政府先承担起社会责任是一个路径。而从长远来看，政府自身的改革也是应该同步进行。无论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还是从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来说，这都是一个必然的要求。
现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定义问题，从传播学角度来讲有广义和狭义的定义在里面。刚才谈的更多是从广义的概念来讲，也可以说从更加公众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另外从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来讲，我们应该看到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到落地以及到中国以后的推广，都是基于市场自发的行为。因此，我认为，下一步的推行也应该有符合市场运行规律以及企业自身发展逻辑的需求来进行。要基于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国内形成相应的利益激励和惩罚机制。在这个方面，国内还是很不健全。比如在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有很多这样的投资公司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在金融市场中有很多基金，在选择他所认可的股票时，将企业在劳工、环保以及对其他方面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这方面的要素设计进去，这样对上市公司，对企业形成了改进企业责任利益激励机制。现在对中国来讲，中国金融市场的创新在2006年开始大踏步迈进，我们相信，在将来也应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崔克亮：德清以一个时评作者的敏锐观察力，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阐述。“于我心有戚戚焉”。他从企业责任与政府责任相关联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责任确实与政府责任关联，因为，一个法人也罢，一个自然人也罢，其行为好坏与良好法治的引导密不可分，其行为与立法、司法和执法层面的引导密不可分。好的立法，好的司法，好的执法，可能会引导这些自然人和法人向好的方面运转，而坏的法制可能会使其向坏的方向运转。而能否提供一种有稳定预期的好的立法、好的司法和好的执法，在当下的中国，跟一元化公权力的掌控者密不可分。
郑建明：我就简单谈一下，刚才大家发言很精彩，有很多碰撞和观点。中国现在总体的势态不仅在产品上面遭受反倾销方面的歧视，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也受到很多的歧视，通过很多争论华人的事件能看出来。我们从贸易角度来讲，遭到反倾销贸易角度来讲，表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出口冲击到国内产业，也就是说一个成本的合理性，你的价格太低了，低价倾销，当然在经济学方面，如果说把社会成本考虑进来，一般都是用影子成本或者影子价格，进行评价。但是我想背后深层的原因是在于成本的合法性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针对中国的事件，而且是群发的事件，专门针对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在我们的成本不具有国际公认的合理性，侵害大量民工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剥削他们绝对的剩余价值。从西方国家来看，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里，这种社会责任的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一般的投资，就从金融市场上形成社会责任的驱动，有一个良好的驱动机制，在我们国家没有这种机制，我们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从国外指数来看，社会责任投资指数，SII指数，投资回报率都明显高于标普500指数等等一些大盘指数，都明显高于这些。所以社会责任能形成一种溢价效益，不管对公司来说，还是对投资他的股东来说，有一种激励机制。奇怪的是这些外国企业一到中国就变坏，社会责任具有地域性的特征。
马宇：大酱缸，一说中国文化就是酱缸文化。
郑建明：为什么本性是好的、循规蹈矩的外资企业一到中国来变坏呢，通俗来讲，就是大环境决定小环境，政府治理决定公司治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公共治理比较差，在公共治理比较差，单方面要求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为他的利益相关者做出福利最大化的努力，是不现实的。而且我们的地方政府有特别强的驱动，通过牺牲工人的身体健康，牺牲民工来讨好外商，这种驱动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前面的发言给我启发最大。最大的启发，让企业讲社会责任，首先需要让政府讲政府责任，这是大前提。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主持人：谢谢郑老师简明扼要的发言。
王丰斌：这是唯一一名与会的企业家，他刚回到中国一年多。
赵宇空：首先代表西门子，向法人杂志和搜狐财经表示感谢，给我们这个机会参与这个很有意义的沙龙会谈，我的发言讲两个方面，一个是介绍西门子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方面怎么做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以我个人的角度，对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好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因为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在此可以提供一些不同角度的参考意见。从我个人感觉，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个题目意义非常重要。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那么高，都是两位数的增长，而且中国人是越来越富裕了。但是谈到社会责任，不论是从法律方面，还是良心道德方面，问题是实在不少。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产品的质量问题、产品的安全问题。食品质量问题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就不多做讨论了。从产品的安全方面为例，有些专为小孩生产的小床，由于栏杆间距不恰当，小孩的头就会夹在里面，产生安全隐患。这样那样不安全的东西是四处都可以见到的，而且很多事情是厂商是否遵循法律方面的问题。从社会道德方面，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楼下三层停车场，坐电梯稀里糊涂到二楼，结果找不着南北。这原因就是地产商在建设的时候，在服务的时候，没有给一个很好的导向标志，使顾客迷路。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现象，我们和美国、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就在这里。这体现到地产商和服务商是否为顾客的安全和方便着想。更不用说大量的非法排污，中国现在二氧化硫，氮花物污染排放都是世界最重的。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意义非常之大。中国现在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是应该解决老百姓生活质量怎么提高的问题了。
来晚半个小时，跟我们公司联系了一下，我们西门子愿意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怎么做的介绍一下。西门子作为国际性大公司，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写在公司章程里。西门子的基本价值观里就有一条，就是我们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以此促进社会的进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活动要有利于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承诺认同世界公认的价值观，做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并承诺对环境的保护。（We embrac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to advance society. Our ideas, technologies and activities help create a better world. We are committed to universal values, good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a healthy environment.）我们公司有五个主要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对我们产品的安全质量和环保负责，其次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企业公民，做一名很好的社区成员。我们住在望京，住在北京，住在中国，我们就要做这个社区的好成员，为社区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我们公司在历史上，大家都知道拉贝日记，就记载了日本侵略南京时西门子的员工拉贝先生拯救了很多南京的中国难民使他们免受杀戮。我再举两个西门子最近在社会方面推出的两个项目，一个是21世纪工程，主要是教育方面的；还有一个关爱之手，主要是社会福利方面的。我们做了很多工作，2006年8月组织了首届西门子杯过程控制模拟方面的全国竞赛；2005年9月我们捐助了一千万人民币到十所高校用于控制方面的工程实验室。这些方面的事情做了很多。2005年6月在北京体育大学设立了奖学金。以上这些是21世纪工程方面的项目。在关爱之手方面，我们今年1月份为江西地震的灾民进行了募捐，近年来还为残疾儿童等弱势群体做出了成千上万的捐赠。作为总部在德国的公司来到中国，我们要把工作做好，不但从产品质量来说，从福利方面，都要对所在国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讲述公司的状况。
下面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谈一下怎么促进和改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我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后和回到中国，看到中国很多事情是触目惊心的。比如说你去旅游，很容易被导游骗了，你去吃东西的话，很容易被餐馆掉包或者提供不安全的食品。我们在美国生活，大家诚信非常良好，社会管理这些方面比我们发达，我们回来后是很天真的。没两三个月就可能被中国不法厂商、服务机构骗一次。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政府有意志，有决心促进和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这是很好的，操作方法是什么呢？我提几点看法，第一点是通过多元化的方法来促进和改善社会的企业责任。几位专家都谈了，中国是中央集权时间很长的国家，政府作用很强。一旦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出了问题，很容易被当成只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其他社会利益团体起不到应该起的作用，比如你消费者利益集团、环境保护利益团体或者其他社会群体。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很多事情全都是政府管了，但是如果管理制度建不好，问题就长期解决不了。中国有些司法机关和管理部门被非法厂商用点钱就搞定了，如果执法不公正，这个事情解决不了。而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公民、消费者群体、环保爱好者都积极地参与到促进和改善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活动中去，效果十分显著，这就是多元化的意义。第二是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及改善机制的问题。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政府该做什么，西方常常做得好，在中国没有做好的一个就是制度，机制的问题。比如说环保，中国很多环保局向本地市长汇报，市长抓GDP又抓环保，GDP和环保打架怎么办，常常是把环保放下，把空气、青山绿水都污染了。环保局的钱怎么来，靠罚款来的，如果不罚款，环保局拿不到红包，怎么办？于是环保局就没有动机让所有的企业都达到环境标准，一旦达到之后，他们雇员发奖金的钱就没了，这就是管理机制和管理目标自相矛盾的又一个好例子。美国是由联邦政府直接管理环保，他们没有GDP和环保指标在政府内打架的情况。还有执行者的业绩考核不是罚款多少，而是要求你确保在你管辖区域内企业都达到标准还要不断改善，这样来得到你的奖金，来得到你的福利。这是机制的问题。中国现阶段不少民众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积极参与把制度给改善了，遵守新的已改善制度，而是找制度的漏洞，滥用这个制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是一大弱点。
第三点是司法力度，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报道，浙江某企业生产了一批用发霉的粮食酿造的米酒，销售了上百万还是几十万瓶，这个企业通过非法生产赢利得了60万，政府一个罚单罚了60万，这就完了。在美国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公司是可能会被罚得倾家荡产的。因为罚款力度不到，便会变相鼓励企业这样非法赚钱。还有就是司法公正性，这家罚了，那家为什么不能罚，就因为背后给司法人员送的红包。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第四点是以税收方式鼓励公益事业。美国就用免税来鼓励公益事业，大家做很多公益事业，参与程度很高。美国9.11受恐怖袭击，我向红十字会捐款，西门子还有一个鼓励政策，我捐一百，西门子就配捐一百。西门子捐款是免税的，我的捐款也是免税的，这些好的税收政策就会鼓励企业和民众参与公益事业。
第五点是消费者保护，这是很重要一点。消费者的保护，在美国一个著名的案例是，一个老太太在麦当劳喝了一杯温度过高的咖啡，起诉麦当劳，获得一百万美元，在中国这些消费者常常受不法大企业的欺负，要起诉多难。2001年我在一次会议上谈西部发展的时候，介绍世界战略管理鼻祖麦克尔波特。他研究了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成果，看到一个重要的现象：有资源的国家没能发展很好，像非洲和中东石油国家不是很先进；没有资源的国家像日本、韩国发展很好，他总结出了若干道理，其中一条就是如果你一个国家拥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才会有强大的企业，这个企业才能达到世界水平。对消费者的保护不但是国家有好处，对企业有好处，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别人都挑不出瑕疵，都可以随便退货，这个企业的产品拿到什么地方都是能够有生命力。消费者保护在中国是很弱的。
在这里我想介绍两个具体的方式，他们都是非政府组织促进和改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在美国有一个诚信优良企业的联合会（Better Business Bureau，BBB）。每个市里都有BBB联合会，比如修车的，开餐馆的，都希望加入这个联合会，从这个联合会网站上，就能告诉你选择轮胎或者修车应注意哪几条事项，才不会受骗上当，才能得到最好、最有价值的服务。你如果要买个东西应该怎样选择。这是一个行业自律协会，它首先要保护消费者，其次它要处理投诉。加入这个诚信优良企业的联合会，是松散性的，不是政府性的。但是由于它代表了信誉优良的厂商，很多厂家都愿意加入。加入之后，他们也就遵守这一联合会的自律准则。比如我作为外国留学生到美国，我修车，就到他网站看看，是不是有这个车行在BBB联合会里。如果有，我就去。如果我被车行欺负了，就向BBB联合会投诉，BBB联合会就会协助我处理这个问题。一个企业如果投诉太多的话，到一定程度，BBB联合会就会把这个企业剔除。在中国实施BBB联合会最大挑战是诚信公正，不能让什么事都可以用钱搞定。实施BBB联合会，整个过程必须是公正的，协会的领导是选举出来的并且定期轮换。企业包括联合会的领导都可以被投诉，不能让他们操控或者滥用这些权利。BBB联合会提供了一种保护消费者和企业优胜劣汰的机制。这样社会上很多消费者得到了保护。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违法的也好或者没有道德良心的行为就自然被淘汰了。因为没有BBB标志的企业生意是很难作的。
另一个方式是消费者报告。美国有一个消费者报告，它是由一个美国的独立机构对各种主要消费用品进行售后调查后得出的权威产品评比报告。比如我要去买一个车，买一个摄像机，就翻翻这本书。它对车等其它产品的售后的运行质量及服务都做了公正的调查，之后评出一二三四名的。那样的方式、整个过程是十分公正的，而不像国内一些企业聘请“枪手”把自己的产品不负责任地瞎吹。也不像国内某些机构，企业交钱就评好，不交钱就评差或榜上无名。这个杂志在美国是广受欢迎的，而且没有人对它的公正性提出质疑。中国社会就需要这些非政府性的，也不一定是企业的机构组织来发挥作用。因为企业有它赢利的目的，它可能会做出与法律和社会道德不符的行为。像西门子这样的国际性企业有我们的良知，我们要做百年老店，我们不要做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有些企业可不是这样。，要靠政府的管理和司法，要靠非企业的行会或者组织来监督它。其中很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要很好的机制来控制住，不要有滥用的权利的机会。
还有就是新闻媒体的作用。在座的那么多新闻媒体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很好。新闻的曝光和监督就尤其重要。如果形成这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对我们整个企业的改善，不论是企业的公众形象也好，社会的责任都会有很好的促进。
这就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对这些有效的方法给大家的介绍。谢谢大家！
马宇：刚才听赵先生的介绍，有点启发，我想接着说一点。对企业来说有一个约束机制，刚才也说了对企业如何去激励或者迫使它必须去实施社会责任，刚才也谈到这个，还要补充一个观点是市场越开放，竞争越激烈，企业实行社会责任的动力和压力更强。有一个误区，我们总觉得某一个领域里利润率比较高或者国有企业在里面比较多的，这比较容易，你要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话，可能职业水平比较高，反之比较低。就像我们经常说的竞争太厉害了，转嫁了。国有企业或者说在一些垄断行业里，恰恰是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最多的地方，或者说某种意义上，可以做出这种判断，垄断是造成这个领域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根本原因，举一个例子，去年中石油吉林公司污染事件，已经不是说你是不是什么社会责任，绝对是企业实行社会责任的反面典型，如果在一个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市场经济比较激烈的市场上，出现这种情况下，市场竞争迫使它完蛋，但是在中国无所谓，不考虑，甚至还在那儿说一年给国家交一千万税收或者交一千亿的利润。你要在充分竞争市场里，消费者完全有权利，这个企业没有社会责任的，就拒绝买你的产品或者买你的服务，大家可以想一下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压力有多大。在垄断行业里，中石油控制中国多一半原油还有控制将近多半的成品油终端，消费者觉得这个企业形象不好，不想买你的产品，可是你加油，在北京一半以上的加油站是他的，假如消费者避开他的加油站去别的加油站，也不行。西方消费者也说有这种压力，我可以多出一美元或者两美元多付出价格或者稍微远一点去挑，但是毕竟消费者有限度，你要考虑消费者的方便问题。在垄断行业里，这种供需双方完全不对称，没法通过消费者或者通过市场竞争的压力，逼着企业去采取社会责任标准。在中国情况下，假如想激励或者迫使企业实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政府在整个产业政策开放和市场开放应该扩大市场准入，进行更充分的竞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王子恢：我们作为发起单位之一，每次活动的前期策划、话题设置我们都在参与，”反倾销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话题的选择本身很有代表性，我们在确定话题前期也做了一些沟通，目前来谈反倾销与社会责任话题，从这个角度去谈，以前集中就这个话题来探讨,媒体关注的相对是比较少的，我们也希望提出这个话题，能够与在座的学者、专家跟我们一起探讨，给我们开拓一个组织报道的新思路。经过今天这么多专家探讨以后，收获非常大，包括任老（任泉）还有在座诸位老师提出的看法，对我们非常有帮助，我们作为这个活动联合发起的单位之一，感谢在座的诸位学者，包括来自企业界的代表给我们贡献的智慧，我们将通过搜狐财经这个平台把我们的观点传播出去，相信会影响更多的学者，影响更多的企业。
就我个人而言，我们在设置这个话题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也是基础于自己的如下感想。
一，我们需要换一个眼光和角度去看反倾销。因为我们也意识到,中国企业一直在谈反倾销，一谈起反倾销，就会有浓厚的民族情结甚至带有愤青情结，觉得我的产品出口之后，一定被扣倾销的帽子，是特意跟中国产品过不去，任老师刚才也讲了一定要摒弃这样的思维和狭隘的认识。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来看，往往是对方提出反倾销的时候，理由都是非常充足的，比如鞋子，人家说建立在盘剥劳工的基础上，或者有些国家对中国产品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你的产品到欧盟这样地方去以后一检测，虾仁里有氯霉素，茶叶里有大量的农业残留，人家不接受，你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对中国企业来讲，在自己生产过程中，根本没有想到，有了氯霉素或者农药残留以后，到市场上去对消费者健康究竟存在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很多企业都不去更深的考虑。国外很多企业自身的标准要高于行业标准或者国家制定的标准，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行业对这个事关注比较少，大家现在连鸭蛋、鸡蛋不敢吃了，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并不是说国外有意拿反倾销大棒打击中国企业，而是换一个视角反思中国企业本身缺失的东西。通过专家和媒体的互动，能够使这个观念更多的传播出去。
第二，希望中国的企业增强对劳工的人文关怀，尊重劳工权益，向管理创新与技术进步要效益而不是将成本向员工和消费者转嫁。刚才马宇老师也讲了，马宇老师说现在很多企业在反倾销过程中，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都是把自己的成本转嫁给自己的员工或者是消费者身上，这种情况在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的，我不是学者，但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企业去参加市场竞争，现在已经面临的是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不是在简单的国内的市场之内去竞争，整个对市场的观念需要拿全球化的准则去衡量，如果企业不是去向管理要效益，不是去向创新要效益，不是去向技术要效益，每次成本提高的时候，而是简单的把成本向员工或者消费者身上转嫁的话，这样的企业不可能有长久的竞争力。我们也是提出这样的命题，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够接受这样的理念的影响。
现在很多中国的学者一谈起企业社会责任，本能是反感的，我们也知道很多学者这样的对话不能找他谈，他一谈，便觉得怎么老拿这样的东西烦我，我们的理论本身表明一切东西靠市场说话，比如劳动力价格,是受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刚才梅新育老师讲，中国的珠三角劳动力价格几十年都没有涨，为什么？在一些学者来看，就就是市场的供求决定，现在给你600块钱的工资，到工厂来，干不干？你不干，你走人，马上有一大堆排着队上来，最后还得干。单纯拿市场劳动力供求理论衡量的话，表面上看是对的，但我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片面，他可能忽视了一个情况，中国的工人或者劳动力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跟工厂或者企业没有谈判的能力，他们往往是个人面对一个组织，当然只能曲就。所以，目前的劳力价格，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的市场价格，而是谈判机制不对等情况下的畸形市场价格，这个价格的主导权在企业。我们如果允许企业无限制这样做下去的话，恐怕这个成本还能低下去，也还会有一大批人来做，我相信这个价格能一直压迫到劳动力接受的底线，都还能一直能坚持下去，中国的就业环境确实很严重，单个工人根本不具备跟企业谈判的能力，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支持企业一味地用这种方式去运转，这是我们的困惑。
第三：我们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去反思中国企业面临的反倾销问题，但并不主张将企业社会责任当做反倾销的手段。我们在谈反倾销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时候，觉得谈这个话题会使一些企业将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庸俗化，有人可能会想，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反倾销捆在一起，是不是把企业社会责任当作营销手段去传播？对我们来讲，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去想，或许有人会这样去感受。我们把反倾销和企业社会责任放在一起，并不是表明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竞争中的反倾销手段，而是从自己真正长远发展角度，作为社会的价值体系的主力角色上去反思自己，究竟哪些方面是欠缺的，是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如果从企业基业常青角度去考虑的话，面对全球化的选择，企业应该有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来不断地完善企业商业道德。而对于我们而言，本身不愿意把企业社会责任当做营销手段去谈，这是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企业中最大的误区。
第四：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背后的政府责任问题。刚才有专家已经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也在做同样的思考。我们在今年四月启动2006年最佳企业公众形象评选的时候，做了首个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公众调查。调查有一个核心结论，大概是85%以上公众认为企业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能光靠企业的自觉意识，在中国当前环境之下，还需要政府或者制度的力量加以推进和约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来倡导企业的商业道德的重塑，必须靠政府和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单纯靠企业的自觉意识是不可持续的，可能一些大企业可以做，但是一些成长型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行业，一些地方性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根本不可能考虑到这么多。真正要把这个理念贯彻推进下去的话，政府的决策也是不可或缺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今天的所有的专家老师们给我们贡献的智慧。感谢！
主持人：谢谢子恢。下面请光华传媒总经理师麒盛总结。
师麒盛：光华传媒作为主办方，也作为承办方，非常感谢我们企业公众形象的事业，感谢这个词从今年年初一直说到现在，这个事业是我们一直以来想以企业公众形象为导向，包括有张老师，有王子恢，有北大的张维迎(张维迎新闻,张维迎说吧)老师，这项事业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希望今后能够得到大家持续的关注。谢谢！
崔克亮：他们两位已经做了很好的总结。我接着我的开场白把意思表达完整。我开场的时候谈到了举办沙龙的背景，谈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来历，是想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放在更深广的时代背景下来认识。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出现了两极分化加剧的趋势，过度的畸形的市场化带来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加剧。这样的论断在今年很流行的一本书里（《世界是扁平的》）得到反映。过度的市场化（在任何领域尤其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过度的资本化，过度的个人主义，过度的消费主义，过度的寡头主义，是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也是博斯腾等美国的批判者们批判美国资本主义负面效应的原因之一。（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更加严峻！）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可能和这个时代背景有关，一些思想者重新反思人类社会究竟应该怎样发展，应该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问题，应该让人类在追求发展的同时恪守正义，恪守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公平与正义，让每个人类成员都能分享人类发展的累累硕果，而不要让人类中的一部分人（而且是绝大部分人）徒然成为一小部分人过度地非正义地发展和消费的牺牲品和垫脚石。这也是许多人思考的问题。
这样的思路在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评选中得到了体现。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授给了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尤努斯用27美元，历时30年，办了一个孟加拉国贷款规模最大，而且是专属于穷人的银行，为孟加拉国1亿以上的贫民造福。所以，尤努斯不仅是经济学家，金融家，更重要的是有社会良知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或者是实践家。尤努斯通过他的经验来证明成功企业完全可以做到义利兼顾。我们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完全可以获得公正。尤努斯的实证和包括一些学者、政界、企业界人士对这种过度的不义的市场化的纠偏，体现了向人类道义和良知的回归。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蔚成大观也与这样的时代背景有关。所谓后现代性的问题也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一。对中国而言，可能有一些不同，因为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个别后现代性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现代性不足的问题，中国既面临跟全球其他国家一样的共同问题，也面临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面临的自身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如何进一步现代化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全球化的问题。我所理解全球化，就是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文化思想的多元化以及政治的民主化。中国还需要继续着力推进以此为内涵的全球化。
我们搞这样的沙龙，旨在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出发，通过影响一个一个公民，影响一个一个企业，影响一个一个社区，影响一个一个更大的空间，能够使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责任理念得到传播，一厘米一厘米或者一平方厘米一平方厘米地一步一步地逐渐推动中国社会良性繁荣。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强调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去追求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是媒体学术沙龙的宗旨所在。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能够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的沙龙，并且发表了非常精彩的、内容丰富的观点，希望我们以后还能有相聚的机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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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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