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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农民成了市政当局的竞争对手，部分地消解了市政府在土地供应上的垄断地位，当然会遭到后者的严厉打击
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经做过一个简单计算：除去沙漠山地等不适宜开发的土地，中国适宜建设的土地约280万平方公里，其中只有1.27%、3.55万平方公里为城市占据，其余的土地都在农村（冀志罡：流通宅基地 对冲高房价）。一句话，农村才是广阔的天地。
农地土地包括耕地和建设用地，建设用地也包括农户宅基地在内。在中国，农地和城市分属两个系统，执行两套规则，土地及其上的人也是泾渭分明，可谓井水不犯河水。然而1995年之后，随着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原本泾渭分明的两盆水就被搅混了。人搅在了一起，土地也不再那么泾渭分明。
在哪里搅呢？首先就是城乡结合部。农民进城，身无长物，需要廉价的居所，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自然最为相宜；城市需要扩张，自然向周边农村伸手要地，通过征用等手段，将农地变更为城市建设用地，农民也洗脚上田做了市民。按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不会有什么麻烦，最多城乡交界处有点脏乱差而已。
可是“招拍挂”一出，房价暴涨，麻烦就来了。城市土地升值，相关政府部门都赚了钱，市政当局更赚得盆满钵满，农民自然看在眼里。底层的村长支书中可不乏能人，眼见咫尺之遥的房价飞速上涨，只要从本村调剂出一块建设用地，建房卖给城里人，岂不就是坐地来钱的好买卖？当然，完备的审批手续是不可能有了，市政当局也不会为这种房产颁发房产证，于是就有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名字：小产权房。
小产权是典型的城乡二元体制转型期的产物。没有二元体制，不会有小产权，没有二元体制的转型，也不会有小产权。小产权房的出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一样的东西，按不一样的规矩，通过各自隔离的渠道进入产业链。比如同样的钢材，计划内是一个价，计划外是另一个价，两价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寻租就有了空间。那时候，“官倒”是个流行词，说的就是这个事。后来通过价格改革，双轨合一，“官倒”也就销声匿迹了。
小产权也是双轨制的产物。同样的房产，按不一样的规矩，通过各自隔离的渠道进入市场。市政府确认产权的，叫大产权，乡政府确认产权的，叫小产权。两权之间，也有着巨大的价格差，也有巨大的寻租空间。如果你有办法一手搞到农村建设用地，另一手搞到市政当局的规划建设审批文件，那么你能赚到的利润，将比当年的“官倒”高出百倍以上——农地的征用，本质上就是“官倒”。
熟悉房地产市场的人，应该已经想到了，这种新时代的“官倒”，不是别人，正是各级市政府。最近几年，征地拆迁如火如荼，动辄书记市长亲自挂帅，引发的矛盾冲突多如牛毛。没有超额利润，哪来这么大劲头？
“官倒”发了大财，“民倒”就忍不住暗流涌动。乡长村长们没有市政府的大印，却有着对乡土的熟谙和民情的了解，只要利益分配过关，凑一点宅基地的份子建成城市规格的住房，以长租的形式转让给城市居民，发笔小财也是不难的。
虽然抵押不能（因为银行不接受），转让不易，还时时面临着市政当局的威胁，但小产权却依然在顽强地生长。有统计说，小产权曾经在北京住宅市场占据超过20%份额。虽然数据可靠性存疑，但小产权房为数众多，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性是最好的供给激励；供给竞争则是压制价格的最佳手段。多达20%的廉价小产权房，分流了大量需求，无疑为控制房价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小产权房，北京的房价不知道要涨到哪里去。
郊区农民成了市政当局的竞争对手，部分地消解了市政府在土地供应上的垄断地位，当然会遭到后者的严厉打击。上至中央部委，下至各城各地，无不三令五申信誓旦旦，在某些地方，甚至用上了炸毁、拆除这样的极端手段。
熟悉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不会对这样的场景感到陌生。从包产到户、倒买倒卖、私营企业直到整个市场经济本身，无不经历过从严厉打击到部分接受，再到完全承认的过程。小产权房会获得完全承认吗？我认为会。
（作者系宏观经济研究人员，专栏作家。曾供职媒体，现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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