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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利·泰利斯（Ａｓｈｌｅｙ Ｊ． Ｔｅｌｌｉｓ）
2003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顾问们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这个理论被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它主张，和过去崛起中的强权大国们所从事的好战行为相反，中国和它的贸易伙伴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使战争变得不可思议，而且实际上有可能允许各方同时崛起。不论中国的共产党人们最终达成一致给它打上什么样的标签，有一点是明显的：中国非常关心其他国家如何看待它，为此花费了很多时间。
而这是事出有因的。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也激发了国外的担忧。中国明白，美国和其他所有的亚洲国家正以小心翼翼的目光注视着它的发展方向，它们担心中国最终可能成为一个地区霸权，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很明显，北京方面需要制定新的中国大战略，这个战略必须在允许它继续经济的发展、科技的现代化和军事实力的增强的同时，不把其他国家拖入代价高昂的竞赛。我们看到在世界舞台上大步前行的中国，所依据的恰恰是这一新的大战略。
北京以和它的邻国打好关系为突破口。它已经努力和周边的主要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如果未来出现任何美国领导下的反华联盟，这些国家都有可能成为起平衡作用的伙伴。这种睦邻友好政策和它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行动有巨大差别。当时中国在一些领土和海权争议中提出自己的主张，而现在北京做出特别的努力来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有着最好的意图。
中国同意在像南中国海等会产生经济影响的争议领土上制定行为准则。它开始和印度这样的重要邻国解决边界争议。它开始以比过去严肃得多的态度履行不扩散义务，包括努力加紧对可能造成危险的军民两用科技进行出口控制。它表达的意愿是，只要各方（例如台湾）都不破坏现状，就暂时搁置那些不能很快达成妥协的政治争议。1994年，在华盛顿和平壤发生核问题僵持期间，北京的角色是微弱的。而今天，在复杂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它已经是主导力量。
对于这一外交上的彻底转变，中美关系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北京已经改变做法，开始和华盛顿缓和关系，它试图证明自己既没有挑战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意愿，也没有这种能力——尽管它试图改善地区环境，而在这个地区里，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最终将变得没有必要。北京也在试图通过加强和美国盟友，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澳大利亚的经济联系，预先防范任何可能的美国领导的联盟。这些国家如果在将来支持任何美国主导的反华政策，都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对于美国专横的、强迫性的反恐战争所引起的任何地区性的不满情绪，中国也在灵巧地加以利用，试图塑造自己友好的、不干涉的形象，从而在这些地区成为美国力量的反面。它甚至建议进行新的机构性的安排，如东亚经济区，在其中中国可以排除美国，发挥领导地位。
中国还试图使亚洲以外的国家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在中国很多外交全球布局背后的动力，是维持稳定的能源供应，以满足为庞大的经济机器提供燃料的需要。中国现在经常性地，不仅向中亚和波斯湾，而且向非洲和拉丁美洲派出贸易代表团。就像为了说明它正准备完全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新的大国成员一样，中国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都成为活跃的参与者。
更有趣的是，中国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需要在国外扩展中国文化，这部分是因为它意识到“软力量”的好处。同时也因为它相信，如果保持对儒教的正直和真诚的赞许，将最终缓解其他国家对于北京如何行使未来权力的担忧。
这种在措辞上和行动上强调和平崛起的战略将很可能在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真正对手之前，满足中国的利益。从这一点而言，中国将面临另一个战略十字路口。中国地缘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是转向强硬的果断还是继续深化宽容，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但华盛顿应当意识到，如果对自己和现在（或者预期中）的伙伴们的关系处理不慎，美国将会在恰好最需要盟友的时刻面临没有盟友的局面。中国现在的大战略正是着力于使这一可能的前景成为现实。（刘波 译）
（ 责任编辑：影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