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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来源来看，出口增长的三分之一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增量当中70％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增长的，实际上也就是跨国公司在共同分享的结果。所以不能单纯的讲是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劳动力在分享。
单忠东：从后配额时代利益格局来说，对中国肯定是一个好机会，份额有加大的可能性。同时，配额取消后，中国的确还会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有摩擦。我认为，不能让纺织品问题政治化，否则，就会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对中国发难。
梅新育：确实，在纺织品争端问题上，中国不太容易采用以前惯用的发展中国家统一战线的手段，因为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点上也存在利益冲突。2004年3月，50多个国家的90多个组织在土耳其发布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世贸组织延长纺织品配额体制，就是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发起《伊斯坦布尔宣言》的16个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其中13个来自非洲，多数同我国政治关系友好，其中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还是我们的“全天候战略伙伴”。
张燕生：把责任全推到中国人身上是不合适的。首先世界银行要负起责任，1987年世行的发展报告就向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崇东亚模式，当时，中国、巴西、印度就提出，如果中印巴像东亚四小龙那样，搞外向型经济模式，一切为了出口，世界会无法承受。其次美欧等经济大国也负有责任，全球纺织品贸易一体化的四个阶段中，发达国家采取了贸易机会主义做法，首先开放的是冷门产品、低价值产品、与本国关系最少的产品，直到第四阶段的最后一刻，还努力延长全球配额制度。在本轮WTO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就提出，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规则谈判时，要对乌拉圭回合以来的协议执行情况进行总结和调整。也就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纺织品贸易、农业贸易的开放是不满意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一直在思考和研究怎样做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国家，一直努力研究制定如何建立起出口协调机制、避免与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等问题。
《21世纪》：目前中国纺织品行业的状况以及在取消配额之后纺织品的产业机遇如何？
赵晋平：就现状而言，我国贸易规模确实在不断扩大，贸易摩擦相应增加很正常。从反倾销结果和受到反倾销所涉及到案件总的金额来说，相对于贸易总额，特别是出口总额，占的比例非常低。当然不能说没给企业带来影响，尤其是直接涉案的企业。但从贸易发展大局来说，影响有限。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认识。
“后配额时代”的格局对中国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必须重视这个机会。2004年这个行业的产值是14000亿左右人民币，出口达到了900多亿美元。而且，前两年的贸易顺差相当于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两倍多，没有这一块，整个贸易很难保持平衡。它对国民经济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现有的产能是足够的，如果真正能够实现纺织品贸易的自由化，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有较大空间。
张燕生：纺织服装业作为传统行业，一般贸易远超过加工贸易的增长，目前行业的生产集中度也很高，在总产能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进口量也非常大。该行业的机遇就在于，它是中国最典型的竞争优势的行业。在日益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大国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怎么发展，这是一个新的考验。第一，这个行业相当一部分必然要出口，大国的竞争优势产业怎么出口是必须要解决的。第二，这个行业的未来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环境，包括国际沟通、协调与合作，对中国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第三，是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还是另辟奚径？我认为，应该学习如何在现有国际体系框架中维护本国根本利益。
破除纺织品发展阻力
《21世纪》：我国要怎么破除阻碍纺织品行业发展的那堵墙呢？从企业和政府两个方面，分别如何应对？纺织品行业又该如何定位？
张燕生：我们通过最近的大量企业调查得知，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对如何应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全球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可能带来的利弊影响仍缺少足够的准备。对于纺织企业来讲，要在加入WTO的后过渡期集中应对来自美、欧以及其他方面实施的特保、反倾销、企业的社会责任、环保等外部冲击，应对棉花、能源、以及其他原材料的涨价及价格大幅波动的内部冲击，应对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率等调整的预期压力，以及技术和产品转型升级的竞争压力，企业不仅缺少足够的信息、知识、人才和机制的准备，也缺少应对上述复杂形势的经验。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在建立国际沟通、协调和谈判机制方面，在发展国内出口协调机制、预警机制以及政策和信息披露机制方面，在促进企业和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之间合作互动方面，仍缺少足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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