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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晋平：在不断扩大贸易规模的背景下，会不断遇到类似问题。尤其现在我国贸易结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事实上在承担整个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结果，也就是大量的产业转移到我国，这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新的亚洲贸易模式所带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从结构调整方面来考虑。至少这两年贸易顺差规模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双边贸易失衡正在继续扩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今后政策着力点，就在于如何设法消除双边贸易失衡可能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贸易争端。我们调研时有很多企业提出，如果我们在采购面料时，更多去采购了美国生产的面料，或者是它的机械，增加产品中美国或者是欧盟产品的含量，也许可以减少引发摩擦的机会。欧盟有先例，如产品里含有他的产品比较高，在普惠制下可以实行优惠。
另一方面，要解决这个问题，重点还在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在品牌、价格和技术升级方面要提高。还有，要引导企业掌握国际规则，能够按照国际规则来进行国际化经营。现在企业的低价竞争是带来大量贸易摩擦直接原因。另外，现在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的内涵，如技术壁垒、反倾销等，增加了许多如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甚至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贡献等等，这是非传统的贸易壁垒，中方企业远未具备适应这些壁垒的能力。
当然还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这也是在去年研究后配额时代影响时提出的观点。不论对于企业提出预警，还是规范和引导企业行为，行业协会可以做大量的工作。
单忠东：我国纺织工业协会就是纺织工业部脱胎换骨出来的，有点像政府组织的延伸，它的作用不像美国商会那样，可以代表美国企业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进行特保调查，这方面我国的行会显然做的不够。
张燕生：对于行业协会来说，虽然在国际和国内都做了大量工作，但在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竞争对手的同业组织、利益相关机构、公共关系机构建立广泛和经常性联系，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寻求合作方面，在出现重大贸易摩擦并有可能引发争端时，全力配合政府部门做工作，如搜集情报与数据、制定应对预案、多面交涉与游说、媒体宣传报道、司法准备与反制措施等，显得力度远远不够。
左小蕾：一个成长中的大国，要学会给自己争取生存的世界空间，这是更大的智慧。中方出口产品，特别是轻工业产品，大多数是附加值很低的加工业产品，许多原料是进口的，许多只是对进口的中间产品进行加工，附加值是很低的。比如，每出口一个芭比娃娃只有35美分收益，在美国的沃尔玛售价却是十美元，中间大量的收益谁得去了？除去沃尔玛之外，中间流通环节获益最多。有分析表明，美国的一些低端产品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后，可能失去15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中国再把产品卖回去的时候，为其流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是400万个，150万个失去工作机会的方面会用最大的声音制造影响施加压力要求保护，但是得到的400万个工作机会的方面不会向世界宣布他们得到的好处。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商很多是外资企业，其实在生产环节上，外资也是主要获利方之一。
同时由于国际贸易中传统的成本转移模式，中国的许多加工企业原来在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香港生产，同时出口其他国家。当这些企业为了中国的成本优势转移到中国后，因为最终产地是中国，所有的产品都变成中国出口，造成中国的出口量剧增的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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