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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铁路于1876年12月1日全线通车，并在中国市场的热捧下进入了经营上的高速增长期，迅速跻身世界上利润最高的铁路之列。包括李鸿章在内，人们并不知道，在上海跑得越来越欢的“先锋号”（Pioneer）等机车，同时也在飞速驶向它们的终点
吴淞铁路的一场车祸（见本专栏“帝国出轨”系列之四：《东方慢车谋杀案》），令中英双方的关系陡然紧张起来，甚至在上海出现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这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恭亲王和正在与英国进行交涉的李鸿章十分担忧。
此时的李鸿章，正被云南发生的一起事件弄得焦头烂额。1874年年底，英国陆军上校柏郎（Horace Browne）率领武装探险队深入缅甸，勘测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派翻译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经上海、四川进入云南，前往中缅边境与柏郎探险队会合，探险队随即由缅甸八莫进入云南腾冲土司领地芒允。
柏郎探险队的随行英军有150名之多，这支武装队伍在云南当地引起了极大的骚动。1875年2月21日，探险队在云南腾越（今云南腾冲）曼允地方，遭到地方驻军、腾越镇左营都司的李珍国的阻止，马嘉理出来交涉，在交涉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马嘉理及其4名中国随员被击毙。英国方面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马嘉理当时已经完成了考察任务，和探险队分手后，他率领自己的4名中国随员返回上海，在经过腾越时被杀。后一种说法应该更为可信，很难相信如果马嘉理还随同探险队行动的话，那150名全副武装的英军会坐视自己的外交官被杀。
五颗血淋淋的首级，挂上了曼允城墙，在地方官员们为击毙侵略者而高兴时，千里之外的大清中央便得接过这个史称“马嘉理事件”（Margary Affair）或“滇案”的烫手山芋。
这可不是个好时候：法国陈兵越南，要求开放云南曼允（也即马嘉理被杀之地）；日本炮击朝鲜江华岛，中日冲突在即；在西北平叛的左宗棠也不顺手，要求中央引进外资，用于西北练兵，对抗沙俄。恭亲王内外交困，苦不堪言。
案发后，英中两国均被震动。伦敦训令驻华公使威妥玛向中国方面严正交涉，并且派出了5000名士兵，集结在中缅边境上，武装示威。3月19日，威妥玛正式要求彻底调查、赔款、惩凶，并且免除在华英国商人在“正税”及“子口半税”以外的一切内地税。
中英双方的谈判十分艰难。期间，威妥玛多次以下旗断交甚至武装对抗相威胁，离开北京，跑到李鸿章辖下的天津，或者沈葆桢辖下的上海，弄得这两位南北洋大臣不得安宁。
英国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不顾规划批文中的“马路”二字，在上海建起了吴淞铁路——一条带着铁轨的特殊“马路”。而在铁路兴建的初始，威妥玛正在上海。可以确信，吴淞铁路也是其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圣诞节前（1875年12月18日），吴淞铁路的第一批铁轨到达上海港，圣诞节之后（1876年1月20日），开始铺下第一根铁轨，到2月中旬时，完成了一英里的铺设，2月20日受到了上海地方官员的抗议。
此时，英国公使威妥玛从上海回到北京继续谈判。已经处理好针对法国、日本和沙俄事宜的恭亲王，由此腾出手来专心对付英国人。见中国政府不接受自己的苛刻条件，威妥玛在6月15日下旗离京，再度来到上海，摆出了不惜绝交开战的架势。也正是在这期间，英国人在吴淞铁路问题上，不顾中方反对，强行建设。威妥玛要求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在必要时武装保卫这条非法的“地下”铁路。而吴淞铁路也在这紧张的大势中，开通了上海-江湾段，并投入了“半程”营运。
威妥玛决裂离京，令大清中央十分担心中英之间可能爆发战争。而此时正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大清国，最需要的就是和平的国际环境。经过大清国的洋干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的斡旋，中英双方同意在烟台重开谈判，李鸿章在7月28日被任命为全权大臣。
大清国的主力选手李鸿章，只好又去下国际象棋了，这回对弈的是英国人。
而李鸿章和威妥玛都没有想到的是，6天后（1876年8月3日），刚营运了一个月的吴淞铁路，就轧死了一位中国行人（见本专栏“帝国出轨”系列之四：《东方慢车谋杀案》），这令中英谈判变得更为复杂。威妥玛坚决要求，将吴淞铁路纳入马嘉理事件的谈判中，一揽子解决。
李鸿章无奈，经请示中央后，他派朱其诏、盛宣怀两人前往上海，协助上海市长（“道台”）冯焌光，与英方代表梅辉立（William Fredrick Mayers，英国公使馆汉文正使）及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英国驻沪总领事)就吴淞铁路进行谈判。
4个月前，冯焌光与梅辉立就开始了谈判，但没能谈拢。梅辉立在4月10日前往上海前，曾专程岛天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由中国政府“照原值买回，另招华商股份承办”，这样既可以保障“洋商资本不致无着”，也可以令“中国主权亦无所损，似是两全之法。”但双方在上海的谈判并不顺利，英国方面同意中国购回铁路，但坚持购回后仍应继续由英国的怡和洋行继续承包经营数年，而沈葆桢指示冯焌光，中方购回铁路后必须拥有完全的处置权，这导致了双方谈判在4月28日破裂。
担忧全局的李鸿章写信给冯焌光，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尽快与英国人就收购铁路达成条件。此时，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段奏效，美、德、俄、奥等国公使突然集体到烟台“避暑”，令英国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中英双方终于在9月13日签订了《烟台条约》。
吊诡的是，大清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一日后被指责为“卖国”的条约，英国政府却迟疑了：他们及列强突然发现，条约中有关租界内免收厘金一项，不仅对他们没好处，实际上变相承认了中国政府在租界外对洋货有征收厘金的权利。这条规定加上对鸦片实行关税与厘金并征的条款，实际上是绵里藏针的李鸿章给老外们下的一个套，“将要给英国商业的一个重要部门严重的损害”。英国政府只好请求大清政府重新谈判，李鸿章因此争取到了足足十年的时间，直到1885年7月18日在中法战争压力下，才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而英国政府迟至1886年5月6日才批准。这等于说，在十年时间内，《烟台条约》实际上是一纸空文，既没“卖国”，还将很多棘手的问题长期搁置，令英国人自食其果。
李鸿章在烟台给英国人下套的时候，朱其诏、盛宣怀到达了上海，这标志着北洋大臣李鸿章开始直接插手本由南洋大臣沈葆桢负责的吴淞铁路的谈判。《烟台条约》签订后不到一个月（10月5日），中英双方重开谈判。谈判于10月21日移到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的驻地南京进行。在沈葆桢的强硬坚持下，英国人最后放弃了承包经营的要求，双方于10月21日达成协议：中方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回购吴淞铁路，在中方支付完所有款项前，铁路由英方继续经营，中方支付完毕后，铁路归中方自主经营。
英国人拼命利用剩下的时间。吴淞铁路于1876年12月1日全线通车，并在中国市场的热捧下进入了经营上的高速增长期，迅速跻身世界上利润最高的铁路之列。包括李鸿章在内，人们并不知道，在上海跑得越来越欢的“先锋号”（Pioneer）等机车，同时也在飞速驶向它们的终点……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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