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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询在杭州，不仅是前朝的赌王，也是一个客居者、异乡人，更是“政敌同志”孙中山的密友，如此三点，决定了他的刘庄必定命运多舛
赌王刘学询在上海的“信大钱庄”，其经营状况究竟如何，至今仍然保持着神秘。
而1937年的一篇文章则透露：这家钱庄，居然是革命的钱包；刘学询欠债，也是为了革命而欠债。
这本名为《越风》的杂志，在1937年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谈大刘庄》。所谓“大刘庄”，指的就是刘学询的“水竹居”。而“小刘庄”则是断桥附近依山傍水而建的“坚匏别墅”及其后花园“小莲庄”，其主人是浙江湖州南浔的首富，也姓刘。红学家俞平伯曾在1928年写过一篇《坚匏别墅的碧桃和枫叶》，对小刘庄推崇备至。但杭州人说起“刘庄”，一般就是指“大刘庄”。
写这篇文章的记者自称“大乔”，应刘学询长子刘恩信之邀，前去刘庄作客，有机会看到了相当多的刘学询的日记。他在文章中说：
“水竹居主人（刘学询）生前勤于写作日记，他把在日本的酬应以及和总理的关系，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知道总理（孙中山）最初东渡时所用的名字，既非中山，也非逸仙，而叫‘高野’。”
这位记者说，他从刘学询的日记里发现：
“等到回国（雪珥注：刘学询在1899年作为特使访问日本，试图缔结中日同盟，并与孙中山多次密谈，详见本专栏之前各期）以后，(刘学询)又竭力为总理筹款，先后不下十余万元。经手是项汇款的人，为唐少川、张人杰两氏。他藏有一册收发电文的副本，那里面所见到的是：‘机局尽变，非亲行不能诱致，非五万不能裕如，能否照给，祈即复示张宣’(这时总理又更名张宣)。
“关于总理在东京方面拍来要款的电报，共有三十余个之多，款子的数目，有自五千元起到五万元止的，大都皆以电汇，由横滨第百银行转交的。有一次总理自西贡至星加坡，途中缺少钱用，曾以急电嘱筹巨款。”
这篇文章明确指出，刘学询的信大钱庄，其实就是革命的钱包，而信大钱庄与大清银行的纠葛，似乎就是为了革命筹款而导致的债务：
“水竹居（即刘庄）主人（刘学询），自东京归国后，一时颇为李鸿章所器重，可是他却不愿作什么官儿，专门喜欢创办特殊事业。他曾经以商务总局的名义，一度办理过外洋军械，在上海筹备过‘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开设信大钱庄。信大钱庄因资助革命，与大清、交通两银行发生债务关系，所以竟闹出交通银行没收刘氏杭粤两地财产的事来，水竹居也一同波及，被抵押在交通银行的时日，竟达十年之久。”
刘学询个人的极度低调，令其留给日后的史料少之又少，无法为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内容提供旁证。但是，从民国初期刘学询继续保持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来看，庚子年（1900年）刘学询谢绝孙中山用“大皇帝”的高位换取他500万元赞助款一事，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俩之间的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利益共同体。
民国肇始，刘学询除了两度与孙中山长谈之外，从流传下来的孙中山文献分析，他们之间似乎也在不断通信，而常驻上海的刘学询，其实又担负起了为孙中山那一贫如洗的“临时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重担。
1912年2月23日，刘学询从其上海寓所静安寺路沧洲别墅十四号致信孙中山，谈的就是对孙中山极为关键的筹款事宜：
“中山先生大人钧鉴：日前唐少川（唐绍仪）君小驻敝寓，欣悉南北统一。共和成立，首在恢复秩序，遣散兵队为第一要务。惟需款甚巨，一时无从筹措。现有西商可以认借一千万两之数，年期可以宽舒，息金亦能公道，且在沪可以交款。如钧处有意筹借，请示意，以便与之接洽。如何之处，伫候德音。”（《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
此后，还有一封信谈及清政府之前留存在上海的巨额公款：
“中山大总统台鉴：别后返沪，翌日往晤温钦甫（温宗尧，南京临时政府的上海通商交涉使），当将详细情形告知。适钧函同时递到。现由敝处查明，前沪道刘燕翼移存比国领袖领事署官款计：……另上任沪道蔡乃煌移交时，实短370余万两，以押款暂抵……温君业已接洽财政长陈君（陈锦涛），则由温君转商办理矣。前议合办银行之代表雷同君，抵沪之日，即行详函寄英伦矣。知关垂年，谨以奉闻。”（《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
这封信，共有3页，因最后1页佚失，写信人和写信日期都不见，后世史家在收录时，写信人只能作为佚名，而时间上则含糊地推断为“1912年年初”。而这封信的末尾，还有一段文字，可以断定写信人是刘学询无疑：
“杭州西湖敝庄被抗军政府没收，前蒙钧处函知杭督查办，曾否回复，便祈示悉，尤为感祷。”
这说明，刘学询这封信，发出的日期应当在孙中山刘庄查抄一事发文浙江之后，即1912年3月17日之后。当时，孙中山其实“号令不出玄武湖”，其面子和权威在杭州并不顶用。担任浙江都督的，正是年轻气盛的朱瑞，而引领浙江辛亥革命的主流，则是陶成章的光复会——光复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虽然结为同盟会，却一直为了权争而苦苦缠斗，后来甚至发生了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不惜为内斗杀害同志的惊天大案。
刘学询在杭州，不仅是前朝的赌王，也是一个客居者、异乡人，更是“政敌同志”孙中山的密友，如此三点，决定了刘学询在杭州的庄园必定命运多舛。
吊诡的是，国民党的党史权威冯自由，却在《革命逸史》中说，自庚子年（1900年）后刘学询就与革命党人“不再发生关系”。冯自由为什么要否认此点？是因为刘学询的赌王身份有辱“总理”的光辉形象，还是因为革命党其实亏待了这个一直资助他们的金主？抑或只是在出版时（1930年代）的形势所迫，当时抗战呼声日高，需要切割革命党早年与日本的特殊关系？……这仍是个谜团。
革命这场大赌局，显然令赌王刘学询方寸大乱。
尽管刘学询与大清银行的经济纠葛与杭州的房产无关，尽管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之尊过问一个小小的庄园，浙江的新生革命政权毫不买账，将刘庄扣在手里，成为革命新贵们享用的胜利果实，在昔日的大清赌王面前，展开了一场争夺新庄家的新赌局……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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