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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消息时，我正在川西高原。一位曾是志愿者的随行朋友告诉我，就在离成都不远的金堂镇，学生依然交不起在我们眼里很小数目的学费
日前有消息称，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对此，从官方、学界到民间都有这样的共识：GDP超越日本除了两国近年来发展速度差异之外，人民币汇率变化因素也占相当大原因；中国人均GDP仍然只有日本1/10，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也无法与日本比较。这三点共识总体上反映出，国人在GDP总量“荣升”世界第二时头脑依然清醒。
如果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纬度”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经度”看，对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的感觉，我倾向于用八个字概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所谓“喜”，如果了解近代史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以及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我们其实还是有理由为“世界第二”而倍感欣喜的。
国际范围内著名比较经济学家麦迪逊的研究表明，迟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仍然排名第一，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仍然超过20%，而日本所占比重仅为3%左右。然而，此后的一百多年间，由于外敌入侵、内乱频繁，至1949年建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经济总量倒退到世界第13位，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仅1%！6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总量攀升到世界第二，按麦迪逊本人的观点，中国经济更有望在2015年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在民族国家仍然是绝大多数本国公民利益载体的背景下，如果不是特别苛责，这当然是一件让我们高兴的事。
执政党同样也有理由高兴。60年前的中国，的确是积贫积弱。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携着刚在内战中完胜对手的豪气告诉国人：一张白纸，可以画最好最美的图画。在陈云、董必武、李先念等的直接领导下，新政权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恢复了经济秩序，治理国民党时代延续了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到1956年，经济总量就超越了国民政府统治期间最黄金年份1936年的水平。这更让年轻的领导者们自信满满。周恩来总理说：“我们的对手认为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搞经济；帝国主义者还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看来是无法解决的经济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我们就要证明给他们看。”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至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拉越大，执政党形象与能力遭受了重创。在调整思路之后的最近30年间，中国经济终于又开始不断超越各主要经济体。就连一向对共产党意识形态持批评态度的西方媒体都认为，中国只用了30年，就完成了英国和美国在工业革命时期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使命，仅凭这一点，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对于在和平时期以经济发展为合法性基础的执政党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但正如中国人好讲“太极”，西方人喜讲“辩证法”，中国经济“荣升”世界第二的背后，也隐藏着大忧患。
听到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消息时，我正在川西高原。高原的美丽当然吸引着我。然而，百姓的贫困更让人揪心：一个衣衫脏破的女童在犹豫中收下我们递过的一块巧克力后，并没有放进嘴里，而是转身跑向远处更瘦小的弟弟；一位曾是志愿者的随行朋友告诉我，就在离成都不远的金堂镇，学生依然交不起在我们眼里很小数目的学费。
我敢肯定，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这样在官员与学界引发广泛关注的“大事”，与这些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毫无关系。同样让我忧心的是，原生态美丽高原也正遭受因过度开发而环境被破坏的压力：生活垃圾在侵蚀一些景点，正在修盖过程中的一排排裸体别墅十分狰狞地耸立在原始植被被铲除后的石象湖边黄土飞扬的地块上。而我同样敢肯定的是：这些景象一定在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做“贡献”。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样的事：为什么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这样的“喜事”，在网络上反而导致一片“冷嘲热讽”。
极直观的感受再度提醒我：中国经济的“世界第二”背后至少有两大忧患：一是经济增长成果没有被很好共享。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总量越大，贫富差距也越大；经济增长越快，不同阶层人群之间关系越紧张；二是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十分严重。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第二”是以过度透支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取得的，是“爷卖崽田不心痛”。这种情况下，经济总量增长越快，环境被破坏速度也越快；经济总量越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越紧张。因经济增长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增加外部世界对崛起中的中国的忧虑：因为世界害怕中国最终将因为内部因素制约不可持续，而转向侵害他国既得利益或挤占他国发展空间。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一时甚嚣尘上。
喜也罢，忧也罢，最后还是归结到一个主流的结论：面对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甚至自我奚落，也不能沾沾自喜甚至自大浮躁。最要紧的仍然是尽快实现中国经济的成果共享型发展与环境友好型发展，让普通百姓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大实惠，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作者系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多家媒体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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