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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生:节能降耗应该发掘价格指导功能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林永生
2010年09月10日15:27

  (专供搜狐财经稿件 请勿转载)

  在节能降耗过程中,相对于政府武断地“关、停、并、转”或出台诸多形同虚设的规定而言,放任耗竭性能源价格上涨或许更为有效

  中国当前正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双中期”阶段,料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进程仍会不断加速。在产业结构未明显优化升级的条件下,若要扭转国内能源消耗持续高增长的局面,异常困难。能耗增加,就意味着能源开发使用过程中的负外部性逐渐积聚、放大,凸显为以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骤增,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因此,今后若干年,难以找到持续廉价的能源,支持加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将是中国能源问题的主要表现。而中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大量污染物的排放,容易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统一性,进而威胁居民的生命健康。

  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必须要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推广节能的技术和理念。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从粮食到能源,如果主要依靠国际市场供应,很容易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表现为“买什么,什么涨钱”、“卖什么,什么掉钱”,一旦外部供应中断,影响甚巨。最保险并且也是价格最可控的就是国内的能源资源,所以,还是主要依靠国内。但由于国内能源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并且不可再生,如何提高能效就成为必然。因此,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要注重能源开发利用整个过程的清洁化,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降低污染物排放。简言之,推进节能和减排工作,注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低碳化。但长期以来,我国在开展节能、减排,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时,往往过分采用行政性的手段,比如“关、停、并、转”等,对于市场机制中能源价格的信号功能发掘不够。

  诸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性能源,是碳排放的主要源泉。根据2010年BP能源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间,中国仅由一次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33.82亿吨增加到75.19亿吨,增长了122.32%,翻了1倍还多。而同期,美国基于一次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则从2000年的64.19亿吨减少到2009年的59.42亿吨,10年间降低了7.4%。2007年,中、美两国由于能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64.66亿吨和65.69亿吨,到了2008年,中美两国基于能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分别为69.08亿吨和63.69亿吨。正因从这个统计口径测算,国际舆论才得出2008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的结论。无论这个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我们都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事实:一国发展若要低碳经济,实现绿色转型,首先就要减少碳源、减少一次能源消耗。

  实际上,在节能降耗过程中,相对于政府武断地“关、停、并、转”或出台诸多形同虚设的规定而言,放任耗竭性能源价格上涨或许更为有效。关于能源产品的最优价格路径,有很多经典的研究成果,比如霍泰林于1931年发表的关于耗竭性能源资源价格模型。已被广泛认可的结论是:作为可耗竭性资源,能源价格必呈螺旋上升态势。理论上讲,一国降低能源消耗是市场上多层微观主体自由博弈和选择决策的结果,政府应有作为,但不能越俎代庖,能源价格的信号功能是能源产、销市场中资源配置的基础。

  从一次能源生产供应商的角度来看,若能源价格上升,未必会导致市场生能源供给的增加。因为能源厂商的生产和供给决策,一方面取决于未来的能源预期价格,若预期价格会继续上升,则往往会造成延迟供应;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厂商当前的生产、炼化和运输能力,由于能源产业的投资巨大、技术要求较高,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生产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缩写为PES),造成能源供给增加,进而又造成能源价格下跌,再次引发大量消耗廉价能源的可能性很小。

  从一次能源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尽管居民对能源及能耗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缩写为PED)较小,但是若能源价格上升,在中长期内可能会促使居民改变的消费结构,转向更为节能型产品,也会延迟对大宗能耗型的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你想买进口小汽车,还是大型的SUV?这个决策可能取决于你要考虑汽油的可获得性和预期价格。因此,能源的价格和可获得性,可能与人们对很多耐用消费品(包括住房)的消费决策息息相关。你想在上班的路上花费多少时间?你希望自己的家用电器、窗户等用多少能源?哪种设备和工艺会被新工厂采用?什么时候价格又会像1974早期那样不可捉摸?当这些信息一点头绪都没有时,理性的决策就是延迟购买。

  从一次能源与新能源(主要是指可再生的清洁能源)的关系来看,新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在交通、发电以及家用等多个领域存在近乎完全替代的关系,如果能源价格上升,则会引致人们对新能源的需求增加,进而鼓励新能源相关技术的研发和生产,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清洁化、低碳化。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助理、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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