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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大、资金技术密集的先导产业，不仅决定了中国工业拓展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也必将对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改变世界失衡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010留给中国人最深的记忆恐怕是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流动性泛滥、不为调控所动的高房价……，这一系列问题到底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这些问题是货币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它们折射出中国宏观经济怎样的深层次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梳理清楚这些问题，就很可能是“盲人摸象”，也难以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货币投放过多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过剩的货币为何没有进入到实业循环，而是流入资产领域？这恐怕就不仅仅与货币有关，而与实业产业衰退导致的空心化相关。
泡沫经济往往与实业空心化如影随形。日本“二十年增长型衰退”、亚洲金融危机、乃至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笨猪五国”等一系列危机的形成，其背后都有经济泡沫化和经济空心化的踪影。“广场协定”之后，日本在西方贸易壁垒和汇率升值的严厉压制下，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无论是内销还是出口，制造业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严重侵蚀了企业利润，落入了所谓的“三明治陷阱（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两头受挤压）”。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在改革过程中忽略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风险。1990年年末，日本土地资产总额达2389万亿日元，比1985年年末增大1.4倍，所增大的1385万亿日元相当于当时GDP的三倍。“广场协议”签订后的3年内，日元升值50%以上，资本在高利润的驱使下，大举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急速催大房地产经济泡沫，直至导致经济失控。
至今仍在持续发酵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美国经济长期空心化所埋下的恶果。当前美国经济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结构，以金融及相关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远远大于一、二产业；而在价值结构上，则表现为金融资产不断膨胀，金融衍生产品是GDP的7倍左右，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例，由20世纪50年代的11.4%上升到2007年的20.66%。相比较而言，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24%下降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11.6%。制造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也长期呈现下滑趋势，产业空心化导致的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越来越失衡，并引爆美国金融危机，而今无论美国如何进行货币刺激，实体经济仍是一蹶不振。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当前也面临着经济泡沫化和实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和巨大挑战。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从目前看来，这三大红利的衰减并未马上反映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上，却反映在近年来中国产业资本逐步流向资产领域和虚拟经济的现实上。
尽管中国的制造业占GDP的48%，几乎占到中国总体经济规模的半壁江山，但由于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存在瓶颈，一方面出现了大量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又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近年来，温州热钱、温州炒房团“响彻全国，走向世界”的背后，折射的正是温州遭遇产业空心化的现实。
温州是私营经济做实业起家的前哨，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市场意识。然而近年来，温州技术创新的瓶颈和产业升级压力使得大量实业企业纷纷外迁，经济空心化的趋势日益严重。温州乃至浙江的投资不足问题非常突出，近十年来，浙江投资率增速一直低于8.6%的全国平均水平，到2008年全国达57%，浙江为44.0%。2009年全国为65%，而浙江仅为47%。同期，温州投资率始终徘徊在31%～37%之间，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3.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0.6个百分点，均居于末位。
温州仅仅是一个缩影。近年来，由于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以及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的推动下逐步回补，制造业行业利润率越来越薄，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当这些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甚至成倍超过制造业的利润率时，就会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沉淀于工业和农业的大量资金游离，流向房地产行业。
9月份，2010中国企业500强出炉，其中服务业企业10家，2家涉及房地产（商业地产）；制造业企业12家，6家涉及房地产。另有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房地产投资额为3650亿美元，中国的数额为1562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幅超过一倍，约占全球的四成。今年1到10月份，全国房地产投资累计达到45621.96亿元，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4.4%。在增量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增量占比31.85%，贡献近三成。
中国经济的确到了经济转型的“危机时刻”。中国不缺的是资本，但中国缺少一种企业家精神，缺少实业报国精神，更缺少创新精神。庄子曾经说过，“内圣外王”是治天下之道，实体强大才能抵御危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无论如何都要以“实业立国”为根本，金融、投资应该建立在强大实业基础之上，未来中国突破技术创新瓶颈、延伸产业链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实体经济再造，只有实体经济强大了，才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2011年是中国新的“五年计划”的开端，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岔路口。国家以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和区域规划为两大主线，也试图找到夯实实体经济的新的立足点。未来“中国制造”仍将是中国长久的竞争优势所在，但“中国制造”的战略重点已非过去的加工贸易/轻工业的低端制造，而是战略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航空航天等全球战略产业的高端。因此，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大、资金技术密集的先导产业，不仅决定了中国工业拓展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也必将对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改变世界失衡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2011年是中国“实体经济再造”元年。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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