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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汇改至今，人民币已累计升级30%，不但升值到位，而且已经有了升值过度的嫌疑，但为什么美国仍然穷追不舍？
在此前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姜瑜提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已大幅升值，对美元已经趋近合理均衡水平。因为按照2005年汇改启动前1美元对人民币8.27元的汇率计算，汇改以来人民币已累计升值29.68%，其中2011年以来的累计升值幅度达3.85%。
早在2007年，美国彼得森研究所就提出人民币被低估了20%～40%，美国政府则采纳了上限40%，作为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理论依据。其实如果取其中位数的话，人民币已经升值到位，而且已经有了升值过度的嫌疑，比如近期流行的美国物价比中国更便宜，其实就是人民币升值过度的直接表现。但问题是，既然人民币已经升值到位，为什么美国仍然穷追不舍呢？笔者认为这从根本上是三大失衡造成的。
首先是劳动生产率的失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劳动生产率，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高，其劳动力价格就高，同样的商品就不具备生产优势。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发达国家具备优势的产品将越来越少，最终对其实体经济产生重创。前几年流行一本书《世界是平的》，那还是美国人对全球化感到兴奋的年代，作者认为，科技的汇集与传播使得印度、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和服务产品供给链上的一员；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借助互联网电子商务等现代高科技的便宜,把枯燥乏味低成本工作外包到印度、中国、墨西哥等人才资源庞大、劳动力又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从而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潜心研究更加有意义的事。全球化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合作或竞争，但全球化并不只是鲜花盛开，完全的竞争也意味着残酷的竞技场。发达国家虽然可以在全球化中占得先机，但最终是受害者。
其次是世界产业体系的失衡。当代世界主要由四类国家组成，分别是以中东为代表的能源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型国家、以日韩为代表的高科技零部件国家。这样的产业体系，决定了中国对能源型国家和高科技零部件国家永远是贸易逆差，而对美国这样的消费型国家永远是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从总体上是平衡的，中国对美国存在顺差的同时，对韩国、日本、中东等都存在逆差。今年一季度，中国还出现了六年来首次季度贸易逆差，金额为10.2亿美元。
第三是美国国内贫富状况的失衡。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总统里根用“涓滴效应”来解释他的经济政策。“涓滴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与此对应的是，为富人大幅减税以及大幅削减穷人的福利，比如美国大幅降低了富人的资本利得税，同时基本上停止了针对穷人的社会保障房建设。后者成为次债危机的根源。“涓滴”经济学在美国实践的结果是，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控制了40%的财富。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塔尖1%者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之时，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2%。今天，美国青年失业率约在20%左右(某些地区和某些社会族群为40%)，每6个需要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所需的就业机会；每7个美国人，就有1个要靠食物券生活。美国国内这种穷人与富人直接的矛盾，被美国政客进行了矛盾转移，直接转移到了中国身上。
只要以上三大失衡解决不了，人民币问题就会长期存在下去，但以上三大失衡却是很难解决的。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在转移贸易的前提下，传统贸易统计已不能真实。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一台由美国苹果公司开发的iPod售价299美元，其中，生产设备和生产线设在国外的苹果公司以及零售商，能够获得设计和营销费用163美元，负责制造和出口零部件到中国的亚洲国家获得了132美元，中国企业仅仅获得4美元组装费用。然而，中国每向美国出口一台组装完成的iPod，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增加150美元。中国企业要为区区4美元收入，承担巨大的“逆差”责任。而在这一大背景下讨论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不仅贸易数字显得苍白无力，逆差本身已成为“伪命题”。
中国应该用数据博弈数据，也就是根据中国出口的构成进行重新计算，看哪些是中国的纯出口，哪些是加工型出口，经过这样计算的数据才更能说服人。可惜，中国一直没能拿出这样的数据。当然这需要商务部、海关部门联合进行研究，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但现实也让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作者系经济学者，《中国大形势》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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