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发表“向好”言论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近日在全国政协十届六次常委会上提出了一个令人悲观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高增长的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效果”一词的提出，非常精准地把关注点指向了宏观“高增长”与微观“萧条感”之间的断层。当前，红红火火的投资，与紧紧张张的资源和凄凄惨惨的就业之间的反差，恐怕就是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具体表现。 一方面，高增长带来了高消耗，包括对现有可掌握能源的透支和对环境的破坏；另一个方面，高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改善。在过去的五年里，新创造的就业只相当于前五年的一半。 与此同时，只注重财富创造、未注重财富分配，又使得一直以来的贫富差距问题越发严重。从2000年起，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开始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邱晓华也坦言，市场体系下的分配方式不尽合理，严重挫伤了各方的积极性。 追根溯源，如果我们把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归结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没有处理好，那么，这个争论多年的问题的症结又在什么地方呢？ 体制障碍、收入分配制度、税收、贪污腐败、国资流失……这些或许都是原因之一。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为什么会在较短时期内对贫富分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些因素不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失？我们不妨推测一种解释，就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失衡，从而导致各利益集团在经济增长中的得与失也就大大不同。 从此轮的经济过热中，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如今创造着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群体，比如地方政府和银行，就掌握着优势资源和支配权，而他们所追求的“实际效果”，又不同于邱晓华所说的“实际效果”。在硬币的另一面，农民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也与农民不断地失去土地这一资源密不可分。即使在中间地带，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政府决策层中的影响力不均衡也会导致命运不同。因此，只要这种失衡不被打破，希望经济高速增长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受益的愿望就很难实现。 那么，这种不均衡又指望谁来调节呢？交给市场来调节似乎是比较常见的说法。但在资源配置已经严重失衡的时候，指望市场来重新配置资源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强势群体一方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 政府要让利于民，首先要先打破这种结盟关系，通过制度的重新定位与设计来重新分配公共资源。此次宏观调控，“收紧钱袋、看好土地”是主要手段，其实这已经有意无意地将绝对资源与绝对权力给予了束缚，但堵的作用多于疏的作用，还算不上是一种制度层面上的重新分配。 当然，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就会带引来矛盾甚至对抗。从中国目前的现实出发，解决这一问题恐怕任重道远，需要循序渐进。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首要任务是应先保护最该保护的——比如农民土地；整治最该整治的——比如贪污腐化，因为这样有助于使社会成员产生“公平预期”，巩固现有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下一步改革创造条件，其间再将法律、保障体系、分配制度等逐渐完善。 需要辩证看待的是，虽然高增长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意味要停下脚步。正是高增长给我们提供了改革的条件和基础，也使我们有能力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确保“实际效果”同步实现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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