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加入WTO的五年里，中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着世贸进程的推进，现实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也亟待解决。今年12月11日，按照加入世贸的承诺，金融业将进入全面开放的新时期，中国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业的核心，必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搜狐财经特别邀请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做客，就当前我国银行业的焦点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以下是访谈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光临搜狐嘉宾聊天室。今天聊天的话题是WTO下的中国银行业开放，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著名的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老师做客搜狐财经，郭老师您好，首先请郭老师跟网友打一下招呼。
郭田勇：各位搜狐的网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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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银行业最大的变化
主持人：今年12月11日，按照加入世贸的承诺，金融业将进入全面开放的新时期，这也是我们入世五年来一个转折点。 面对着机遇、挑战和压力，可能挑战和压力更多一些，而且从06年来说，中国金融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郭老师觉得今年从中国整个银行业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郭田勇：今年以来银行业最大的变化就是银行业整体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整体的盈利能力和管理水平发生比较大的飞跃，比较大的提高。这里面可以从几方面的数据来看，到目前中资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经降到8%左右，而在五年前刚刚加入WTO的时候不良贷款率还有25.4%之高，可见经过这几年的改革确实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具体来看可以从三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在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以及公司治理水平得到大的飞跃，完善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这种公司治理，应该说公司治理特别是通过上市，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约束，公司治理水平得到比较大的提高。
第二个方面，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国内各家商业银行相继引入了外资银行中的扁平化管理、矩阵管理模式，采取事业部制的管理模式，这样内部管理水平也得到大的提高。
第三个方面，业务创新能力也有很大的质变。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另外一方面随着加入WTO外资银行逐渐进入，中资银行竞争力增强，创新上取得一定的突破。
中资银行管理水平上和服务水平上与外资银行差距大
主持人：今天主要是聊的更多的是金融业开放之后对整个银行业的压力或者说最大的困难。首先从外资银行来看，目前来说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的比例还比较低，存款市场的外资银行主要是0.7%，贷款市场不到2%，随着金融业开放大限的临近，外资银行的零售开始不断发力，突破主要是在理财这块。从数据来看，上海银监局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有五家外国银行获准筹建上海的分行，新设了支行六家，还有三家外资银行可以获准开办网上银行业务。您如何看待这些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势头？
郭田勇：要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看，中国近些年来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经济非常具有吸引力。因此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外资商业银行也面临中国市场前景发展非常好，纷纷踊跃到中国来开设各种银监性机构，这顺乎经济发展趋势，也顺乎商业银行盈利的基本动机，应该来讲这是很正常的。
主持人：目前来说中资银行跟外资银行最大的差异或者说中资银行跟外资银行的差距是在哪方面？
郭田勇：如果从差距来看，中资银行从经营管理、业务创新能力得到不断提高，但是管理水平上和服务水平上跟老牌的外资银行相比我们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外资银行多年来形成一种品牌，多年积累下来一些内部很有效的管理模式，中资银行可能相比之下还有差距。前几年管理在中国注册专利成专利产品，想独特所有，这样的话有更大的盈利空间，至少说明我们从管理从创新能力上讲跟一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相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优质的金融服务是银行业生存与发展的主线
主持人：我看到您的博客上面写到，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服务是银行业发展的生命线，银行业又是我国金融业的主题，银行究其本质是属于金融服务性行业，因此如何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就是银行业生存与发展的主线。您是怎么理解的？
郭田勇：银行业属于金融服务性行业，服务性行业最主要就是怎么样提高服务水平。提高服务水平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像开饭店一样，要开得好，首先要烧出一道道人们喜欢吃的饭菜。银行要提高服务水平，首先要有服务内容，这样的话有一些创新型的根据客户的需要量身定做产品，这样银行才能有发展空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资银行从业务品种上进行大胆创新，这是为客户提供出更多质量更高的金融产品。
第二，要有良好优质的服务，服务的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前一段时间大家争吵激烈，银行是否应该收取跨行查询服务费，实际我们考察银行为什么会收服务费，收费是从海外银行开始的，外资银行到中国开始收服务费，我们觉得收费也是合理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传统大家都认为银行不收费是天经地义的，你到银行办理存款进行银行卡的查询、取款，银行不应该收费。但是随着外资银行进入，外资银行收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收费的合理性。但是又回到服务问题上，收费实际上跟服务是相耦合的，如果在以前银行服务水平相对比较差，到银行储蓄所里面连凳子都没有坐的，站在那儿排半个小时队才能取到款，这个时候再收服务费，民怨沸腾。
主持人：很多人觉得你的收费已经跟国际接轨，可是服务跟不上，这就有一个矛盾。
郭田勇：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服务是生命线，如果给大家提供优质满意的金融服务，客户稍微缴纳一点服务费也是心甘情愿的。服务是银行发展的生命线，主要是基于这两个层面来说的。
银行上市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主持人：今年整个银行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很多银行开始上市的三部曲，先财务重组，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最后公开招股。您在11月1号的博客上面写到银行上市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上市并不意味着国有银行改革的成功。您怎么看待银行上市？
郭田勇：银行上市确实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大事，这几年来银行改革一直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我们走了三部曲一直到上市，确实足以使民众感到欢欣鼓舞，业界人士弹冠相庆的大事，是可喜可贺的。为什么说只是第一步？回顾整个上市过程来看，实际上每家银行从股份制改革到启动上市，一般也就用了一到两年的时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通过政府进行不良贷款的剥离、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主要通过外部措施或者物理变化迅速把银行包装成了或者打造成了能够达到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条件的金融企业，并且推上了市。这个过程当中，来自银行层面的化学变化比较小，公司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这块相对比较小。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说，还是一个形式上的转变，并没有改变实质性的东西？
郭田勇：唐双宁副主席讲过神似和形似，形似方面的转变稍多，但是神似相对来讲少一些。我们在上市以后，建行、中行上市以后出现领导层或者掌门人的频繁调动，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每一届任期是五年，现在不到两年就发生变动。上市以前大家认为银行的性质更多属于国家机关性质比较强，领导干部频繁调动我们感到比较合理，大家也不会有什么疑问。上市以后要按照国际公司治理标准，那这种变动是不是能跟国际惯例相符？银行人员要提高工资，在社会上也引起争议。
实际上作为一家银行来说和一家上市公司，它自主的决定收入的激励机制或者以股权和股票期权的方式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激励也是国际惯例，但是在中国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认为贫富差距增大。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已经很富了，干吗还要进行激励？这也说明了银行工资治理上，一方面银行本身要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水平，另外我们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能够最大限度地使提高变成现实。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银行上市实际上标志着股份制改革阶段的结束，股改阶段的结束，但是并不是意味着股份制这种公司治理已经扎根成熟了，并不是说股份制改革彻底取得了成功。我个人更倾向于中资银行应该以上市为契机开始一场新的长征，所以我说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且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是否合乎程序？
主持人：目前来看股份制改造和通过上市来拯救国有银行应该是比较流行的改革思路，而且支持国有银行改革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使用汇金公司注资的手段，有人提出质疑，政府使用外汇储备和财政资金来注资银行是否符合合法的程序？您怎么看？
郭田勇：对企业注资先不说银行，对一家工商企业来说，如果企业出现资本金不足的情况怎么办？应该由企业原有的股东向企业追加投资资金，企业原有的股东也可以再邀请其它投资者进入到企业中去。我们再把工商企业推及到银行，我们国有商业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以前叫做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唯一的股东就是中央政府，现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出现资本金不足，理所当然应该由中央政府拿钱追加资本金。同时中央政府处于各种考虑，比如提高公司的治理能力，也可以再邀请海外投资者来入资国有银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国家给银行注资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层面，疑问比较多的是央行用外汇储备注资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合乎程序？首先我们要看到外汇储备资金并不同于国家的财政预算资金，我们国家有预算法，财政部要扩大预算要发多少国债必须要受到预算法的约束，有时候还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表决通过才可以做。但是外汇储备从各个国家的惯例来看，一般都是作为中央银行负责管理和经营的金融资产，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有决定外汇储备投资方向和投资范围的自主权。而且从国际上来看，按照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外汇储备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就是保持一个国家金融运行或者金融秩序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央行用外汇储备注资国有银行也是没有问题的。央行长期资本金不足，不良贷款对国家的金融稳定构成很大的威胁，从外汇储备管理来看，央行有独立的决策权。同时由于外汇储备投资的方向和内容，从各个国家中央银行来讲，都强调保密。我们现在没有人知道中国外汇储备究竟投资在哪几样资产上，我们不会很细来公布。从外汇投资本身来看，我们不能过份强调这个决策程序上的民主化。
外汇注资以后，央行成立一个汇金公司，通过汇金公司完成注资。汇金公司在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大家认为是一种应急性的产物。理论上讲，中央银行不能直接持有商业银行的股份，中央银行持有商业银行股份，必然导致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角色混乱或者不公平性。通过汇金公司这个平台把资金注入到商业银行。经过汇金公司运作几年来看，我看到一篇文章中说，“成立汇金公司是中央银行的神来之笔”，经过这几年回过头来看这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通过汇金公司注资国有银行，不仅对以前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运用模式的一种新的探讨，以前都是购买美国国债，现在对国有银行进行股权投资，外汇储备运用的方向、运用的模式发生了变化，我们进行了有益探讨。同时通过成立汇金公司也改变了以往国有资本的出资人缺位的状况。以前都是国有，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法人或者机构很明确代表国家来进行管理。通过汇金公司成立以后，很明确汇金公司就负责政府给国有银行注资，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它也是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能实现模式的重大突破。
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水平不高
主持人：这么多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产生，从历史原因来说在于向国有企业输血，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有80%以上的不良贷款都是归于指令性的贷款。很多人质疑国有银行通过股改就能够从根本上再造国有银行的金融机制吗？根据银监会的数据显示，9月末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1.2万亿元，比年初减少了469亿元，不良贷款比例是7.6%，应该说整个银行不良贷款总量还是偏大的。您如何看待不良贷款这些数据？
郭田勇：我仔细分析过不良贷款数据，9月末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1.2万亿元，实际上在几家已经股改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经降到5%以下了，甚至有的降到3%左右，比较低了。这里面实际上1.2万亿不良贷款，中国农业银行还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革，不良贷款大概有七八千亿，如果把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剔除掉再算不良贷款率，这个数字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数字了。而且在未来的农业银行改革中，政府也会想各种办法剥离进行股份制改造。
我们现在整个银行业总的来看，不良贷款水平还是不高的，可以这样讲。
农行改革的问题
主持人：有些农行数据表明，农行是持有中国12%的银行资产，到05年年底农行的资产规模达到了4.8768亿元，不良贷款率比较高达到26%。人员大概有48万名，但是承担超过九千亿元的政府强制性银行贷款。农行的贷款规模比较大，整个银行的去留还有改革都是牵动很多方面的大事。有估计说农行整体改革的成本大约要在一千亿美元左右，可能会继续采用语建行、中行、工行相同的汇金公司注资的方式启动改革，您能详细谈一下农行改革您的看法吗？
郭田勇：农行改革我以前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我大体谈一下我的观点。在我们全面加入WTO以后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管理层要注意城市金融业务和农村金融业务合理布局，这是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近些年来国内银行业在城市金融业务这一块金融机构林立，竞争很激烈，可以说金融供给已经能够完全满足金融需求。在农村地区我们感到近些年来金融供给缺口比较大，我看过一个分析材料，近几年来农村金融每年资金缺口都超过五千亿元。从管理层来看，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这两块之间有一个合理布局还是非常重要的。
加入WTO以后，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中国，外资银行主要的着眼点也是在城市金融这块，也是在各个大城市里面抓一些高等客户。而农村金融作为整个金融业发展中的一块短板，我们怎么样弥补这个短，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周末我去海南去了一趟，参加了农村合作经济与新农村建设论坛，去了之后很吃惊，现在农村以合作经济的形式进行生产在全国很多地方已经蓬勃发展了。
以前在50年代刚刚解放的时候，农村有三个社，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现在到改革开放之后三个社只剩两个社了，信用合作社、全国供销总社，生产合作社随着农民包产到户，地都分给农民个人了，大家都自己种自己家的地，包括人民公社都没有了。经过20年之后，包产到户很多地方要联合，我家里种庄稼收庄稼用收割机，不能每家去雇一台，成本太高，所以达到规模经济，农业产业化发展，重新通过合作经济的形式，把农民组织到一块儿。我在海南开会看到一些专家和领导们讲话，矛盾的集中点就是在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合作经济在发展，但是银行贷款仍然是非常难的。
主持人：上次吴晓灵(吴晓灵新闻,吴晓灵说吧)说农村农户贷款的覆盖率只有20%，很多人贷不到款。
郭田勇：我们也看到有关报道，要把中国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纳入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框架，放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大背景下来统一考虑，应该说这个定位是比较准确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从农业银行本身，在五月份下达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件，同时在七月份明确提出要把未来的业务发展定位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上。
对于农行改革问题的论证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改革模式能够最好的使得银行的业务定位得到落实，得到实现，农行改革不必拘泥于前三家国有银行改制的模式，可以在多种改革方案和改革模式中进行综合比较与论证。还有一个改革成本的问题，农行不良贷款率非常高，所有者权益也是相对比较少，如果进行整体股改确实政府需要拿的钱比较多。农行改革的论证中也要注意到改革成本的论证，当然这个成本我们刚才讲到政府要拿钱，这是财务成本，同时也有一块是操作成本。假如说出现一些小的金融机构，这里面操作成本也会比较高。
我通过什么样的方案能够达到最优的效果，让农业银行更多地发挥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是一个基本点。第二点，通过改革成本包括财务成本的高低来进行综合论证。
主持人：农行的改革方案，您的意思是要分拆上市？
郭田勇：我曾经提出过这些观点，这些观点从学术层面提出自己的想法，但是我想决策者在具体论证改革方案的时候，除了学术层面的问题，可能还会考虑到其它方面的问题，比如政治层面和操作层面的问题，真正进行决策的时候可能要综合考虑。
主持人：我们知道农行股改方案上报国务院时被否定过好几次，一直在不断地改。
郭田勇：从农行本身来讲，实际上近一两年官方表态综合来看，一直坚持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股改方案。但是我个人认为，农行的初衷或者这种强烈愿望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整体上市以后进行整体股改的话，那么如何解决整体股改以后可能面临的问题，要考虑到长远的问题。农业银行定位县域经济，县域这级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未来不但不能减少反而要增加，点多面广链条长这种经营特点会更加突出。那么如何在这种格局下形成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我认为这个是整体股改以后要面临很重要的问题。
农行的本质改革之后仍然是商业银行，并不是说真正的金融银行，也不是强调为社会提供合作的金融机构。既然是商业银行首先要盈利，同时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如果进行整体股改的话，怎么样把这两点问题解决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城市商业银行该何去何从？
主持人：根据银监会对05年城市商业银行分类的标准，一类行的主要标准是不良贷款率保持在10%以下，资本充足率超过8%。银监会05底的数据显示，达到这个标准的银行有31家，比04年增加了14家，但是仍有70%以上的城市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方面没有达到要求，那么城市商业银行该何去何从？
郭田勇：城市商业银行也是中国金融体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全国大概有112家城市商业银行，它的前身是在各个中心城市把以前的城市信用社整合到一起成立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可能是历史遗留问题，以前信用社经营的时候形成坏帐，转移到城市商业银行里面来，首先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
第二个问题，城市商业银行主要是对地方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可以说是一种区域性的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实际控股的股东中，地方政府都是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中既是一个主要的出资人，同时城市商业银行也为地方经济服务。谈到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我认为主要是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监管机构只是完成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不良贷款率偏高，资本充足率不达标，从这些数据上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再这么经营下去隐含的风险非常大，所以说监管机构很着急，可能会对经营状态比较差的城市银行提出限期整改的要求，或者对它的经营范围进行限制，或者实在经营差的也有可能将来关掉。从监管来看，体现审慎监管的基本原则。
从城市商业银行的定位和发展特点来看，未来应该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应该多引进地方资本和海外资本来增强它的整体运营水平。
主持人：可以吸收民间资本或者民营资本，还有海外战略投资者，使股权结构多元化，分散风险。
郭田勇：对，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光大银行的重组
主持人：最近光大银行的重组改革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据说汇金准备向光大银行注资两百亿，两百亿是上限，超过两百亿的钱由光大银行自己筹集重组成本。您如何看待光大银行的重组？
郭田勇：首先光大银行属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但是光大银行的控股股份可以视同国有，是由光大集团控股的，光大集团属于国有企业。我前一段时间看到报道，社会上对于汇金公司注资光大银行，大家有所争议。
主持人：改革的成本是分摊到每一个纳税人的头上，为什么国家出钱？
郭田勇：这个问题也要历史地看待，光大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接手了中国投资银行，中国投资银行以前是由建行全资附属的一家商业银行。中国投资银行在经营中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在光大银行接手的时候把中国投资银行整个债务全都背过来了，这块包袱政府一直没有卸掉。从理论上来讲，中国投资银行的包袱应该由中国政府来卸掉。汇金公司给光大银行注资应该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也是解决以前历史遗留的包袱。
现在光大银行虽然是一家商业银行，未来也要重组上市，如果中央政府不拿钱的话，可能改革起动起来比较困难。这也是把历史情况和经营现实相结合所做出的比较现实的选择。
资产管理公司要往哪里去？
主持人：在四大国有银行股改之前进行财务重组，大量的坏账甩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东方、长城这些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要转变思路走向市场化，可能有些人预测资产管理公司最后会不会慢慢消亡？您怎么看待资产管理公司的前景和出路问题。
郭田勇：从道理上讲，如果以前按照剥离处置不良贷款的处理思路，未来国有银行不再剥离不良贷款，再过若干年之后可能资产管理公司就没有事干了，它以前主要是在干这些事。中行、建行、工行剥离不良贷款，我们经常叫做二次剥离，我们在98年的时候曾经剥离过1万4千亿，这次银行上市又剥离一次。我想这次剥离应该是最后一次剥离了，不能说你上市以后海外战略投资者进来，经营五年之后经营不好再剥离一次，银行应该从盈利中冲销不良贷款。
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要有业务定位，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对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改革，现在各项指标相对比较好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朝投资银行的模式进行转变。现在改革起动的时候，一方面四家管理公司手里面持有大量剥离完没有处置的资产，这块属于政策性的业务。另外，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常年跟银行跟客户跟企业打交道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可以进行大量企业财务顾问，甚至包括企业发行股票做承销，可以做这块业务。把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开，把未来的发展重点放在商业性业务这块。资产管理公司未来的出路就是进行商业化经营，变成综合经营的一家非银行金融企业，应该是这个方向。
主持人：也可以向投资银行这个角色转变？
郭田勇：可以。要根据各个资产管理公司的不同状况，我认为不一定把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都统一规定成一个模式，因为各个资产管理公司的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可以灵活决定，灵活选择未来的发展模式。
主持人：我们讲到投行都是国外大的投行，这些资产管理公司转变为投行的话，您觉得竞争得过国际大的投资银行吗？
郭田勇：现在国内还有110多家证券公司，每个省都有证券公司，这些证券公司能否竞争得过国际大投行经营的证券公司，答案有类似性。我们中资的证券公司有业务优势，比如更加熟悉中国市场的情况，更加贴近中国企业。只要真正能够转换经营机制，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的话，不能对中资这些投资银行类的机构，或者我们应该对中资类的投资银行有信心。WTO开放，我们证券行业的开放度相对是比较低的，现在保险业开放程度最高，银行业其次，证券业开放程度最低。国外大的投资银行进来，摩根也好，包括美林也好，未来不能在我们国内进行A股的承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A股承销主要还是依靠国内的投资银行。
适当提高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例有利于提高银行业运行效率
主持人：11月9号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个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里面提到在未来五年里，外资可以提高入住中国金融企业的比例，但是仍然不能控股，这就意味这在入世五年过渡期结束的时候，中国金融业又获得五年的调整期。单一外资银行注资不能超过20%，总体外资不能超过25%，您如何看待这个规划？
郭田勇：宏观上从整体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中总的带有指导性的方案，应该是这么一个方案。具体到银行业来说，我们确实又多了五年的过渡期或者五年的保护期，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注意到实际上在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继续保持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国家绝对控股地位，这个是不能动摇的。我想这个纲要也跟指导思想是相吻合的。
对国有银行保持国家绝对控股，工同中建交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现在占到中国金融业资产总量的60%左右，政府保持这几大国有银行的控股，就可以整体上把握住中国金融业的安全和稳定，总体上把握命脉，保持整体的安全稳定。这种情况下适当放开或者向上调整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一些中小金融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这是可行的。单一外资不能超过20%，总体外资不能超过25%，这个数据对于一些中小商业银行来讲是可以适当往上进行调整的。花旗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对广东发展银行的争夺可以看到这种迹象，花旗银行可能会突破控股线，我前几天看到报道有36%，花旗银行准备持有发展银行36%的股份，这个已经超出刚才所说的20%的规定。外资金融机构为什么希望提高持股比例？如果规定持股上限是19.9%的话，这样出资以后在中资银行中占有的权益比例比较小，这样的话从分红的角度来看，未来获利的空间比较小。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外资占有的股权比例非常低的话，或者达不到绝对控股或者相对控股比例的话，也没有办法在银行中推行它的一套先进的公司治理框架，不能改变整个中资银行的金融管理水平。正是基于刚才的分析，适当提高中小金融机构外资持股的比例，可以在不影响国家整体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的运行效率。
(责任编辑：谢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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