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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规模越大，雇用的人越多，生存的空间就越大。但是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竞争，使得产能过剩的现象到处出现，东西越来越难卖
近日走访一个国内的大公司总经理，言谈之间有两个问题令人深思。
首先是人才流失。这是这位总经理一直忧虑的事情，因为交往已深，所以他也直言不讳：公司做大了，效益也很好，但是人成了问题。表现是做得好的高级经理人也走，做得比较差的高级经理人也走，人才已经成为这个公司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第二件事是他偶然谈及的。该公司在上海的总部大楼落后之后，自己只用了一层，进驻了很多公司，而底层更是进行了开放式招商。按说底商的开设方便了大楼里的人，又成了小公司创业的入门之道，本是好事，谁料到这里偏偏成了小商人的伤心地。总经理说，老是有人不做或者退出，换来换去反而成了他的烦恼。
这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大型民营工业公司。这个总经理担心的问题，究其实质，其一是工资率，其二是房租率。事实上，这也是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主流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不是企业能够独力解决的，而是社会综合发展过程中所浮现出来的普遍性问题。
有趣的是，国内的经济发展，到现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面。在西方观察者看来，中国每年经济增长高达8%以上，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根本上说，已经成就了超常规、快速的路径，甚至有人在讨论，在全球的范围内是不是存在一个中国模式。而在国内人民看来，则常常是问题成堆：挣钱不易、生活艰难、腐败严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就业困难、大部分企业的利润也不好。
到底怎么会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它的内在差距是怎么产生的？也许以一篇短文来讨论这样宏大的问题并不合适。不过当我们把那个总经理忧虑的事情放大到整个经济运作的机制里，也许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关键性的点，也就是那么几个。
首先，中国为什么这么有钱？这是因为国内的人民没有钱。工资率的低下掩盖了很多本应暴露的问题，有很多企业和公司本来不可能存在。但工资率太低，低到只要公司有销售就可以生存，至少企业主能挣钱。这就形成了中国制造的怪象：制造业的规模越大，雇用的人越多，生存的空间就越大。但是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竞争，使得产能过剩的现象到处出现，东西越来越难卖。只要工资率不能合理地提升，我们就走不出这种怪圈。
政府已经着手在解决这个问题。但不幸的是，由于国内的人口太多，而前几年高校的扩招又把民间对智力投资的热情过度释放，造成本来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的教育体系进展步骤也被打乱，知识资本也不值钱了。所以，现在的工资率已经不仅仅存在于简单的劳动力工资率层面，而是全面存在于所有的智力和体力劳动中，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博弈，劳动处于绝对弱势。因此，政府所解决的工资率，根本达不到那个总经理所看到的层面，即高级经理人离职。那种个案背后的工资率不足，政府根本无法解决。
这就使得权力和资本成为源源不断的吸金通道，中国社会有普遍的上进和勤奋的传统。而当下社会对社会地位和金钱无休无止的追求，使得权力和资本可以很轻易地达到进一步积累的目的。当人们对所谓的“成功”无限追求的时候，这种目标距离普通人是越来越遥远的。
那么能不能逃离这种通道呢？眼下，国内社会正在涌起的创业热潮，年轻人们愿意哪怕去做小贩、做农民，也不愿意被雇用。这种时髦浪潮的出现，其实就是对于工资率低下的抗拒。
本来，这个浪潮是能有效地提高工资率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力量不在于正面碰撞解决问题，而在于提供一种抗衡性力量，当雇佣工资率低下的时候。市场还提供无数种解决收入问题的方案。
可是这无数种方案在国内几乎都被房租率所阻挡。由于政府对于土地市场的垄断和控制，国内的土地市场都出现了额外的高价。各级政府的目的也并非完全出于私利：我们庞大的政府体系和其自身低下的效率，使得政府向社会额外收取钱财时，不完全是出于贪婪，更大程度是出于必须。
超限的索取当然会造成恶果。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房租率上涨，正因如此，当总经理按社会平均房租出租自己的底商时，造成的结果是：大楼本身的市场不错，但在里面做生意的商家却换了又换。而这同样的机理也会发生在很多创业者的身上。房租率，将会成为横亘在创业者面前一道残酷的门槛。
事情本身不会说话，只有看明白事情背后的机理才会知道，国内现在盛行的人民的抱怨，其实是有理由的。
（作者系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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