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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城就学，充满着政策博弈，解决它不可能靠一个“两个为主”的口号，而必将是一个促使中国教育实行整体性变革，并从中创建推动中国从农业经济社会走向高科技知识经济社会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历程
农民工进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人口迁徙，极大地冲击了当下中国的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体系，而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农民工子女随迁进城读书引发的巨大社会问题了。
近10年来，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城几乎以20%的速度增长，2007年，部分城市农民工子女占当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比重为：浙江义乌（52.0%）、石家庄（45.6%）、北京（35.9%）、乌鲁木齐（32.7%）、成都（31.6%）、广州（31.1%）、无锡（29.0%）。数年来，在逾2亿农民工的1400多万子女随迁进城读书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政策博弈。探析和解决这些随迁子女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推进城市化与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两个为主”的政策博弈。基于儿童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部多次重申要落实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要“以接收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但是在实施上，却存在许多重大的分歧。从数年实践看，推进“两个为主”面临如何解决城市教育经费和户籍管理制度这两个政策瓶颈。可见，推进“两个为主”是有条件的，简单地提凡是进城的农民工子女都照此办理，不仅不能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反而会造成大量农村儿童涌入致使城市教育瘫痪和质量下降，乃至城乡更对立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正确认识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城就读对推进社会稳定和子女健康发展具有长远的社会意义，是值得投资的重大战略要点。二是限定农民工条件以此作为接受随迁子女进公办学校就读是一个成功经验。目前，广东深圳、东莞等地按有关农民工规定有序接纳随迁子女就读，避免了简单接收外来生造成就学人口盲目进城的失控现象。
第二，“留守与随迁儿童”的政策博弈。外来工子女面临的两个艰难选择和政策瓶颈是，把孩子留在家乡接受教育还是随迁就读，出现离开父母的众多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诸多问题，但如何才能保证顺利实现随迁就读？无论政府或家长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对政府而言，如何解决留守儿童难题和保障随迁儿童能得到充分的教育都存在政策障碍；对家长而言，户籍制度使随迁就学障碍重重，借读费使上学成本骤然攀升，加之城市生活费较高，本已窘迫的打工生活必然雪上加霜，难以承受。然而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父母携子女进城在身边就读，更多的还是看上城市较好的教育资源，然而由于户籍等限制及高昂的借读费，他们只能进简陋的农民工学校，其师资、设备等办学条件之差，甚至比不上一般的乡镇学校。而当地政府对接纳不断增多的外来生也倍感压力，教育经费和教师编制无法解决，出现了甚至上百人的巨大教学班额。因此，制定独立于户籍的教育经费拨款制度，使之与学生就读学校挂钩政策，是解决农民工子女随迁就读政策缺失，破解留守儿童困境，落实“两个为主”的关键。
第三，城乡教育不均等的政策博弈。外来工随迁子女就读问题暴露出中国城乡公办教育之间差异悬殊，教育制度内在存在不平等。一是城乡教育严重优劣不均，使农村学生在统考制度下丧失了基本的发展条件，许多农民进城务工的定位，在于能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条件，为了孩子今后有个好前途。二是公立学校之间存在差异悬殊的等级制，使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城后遭遇更大挫折，由于他们原来基础差，特别是外语几乎是零起点，又交不起高昂的补习费，因此成绩几乎都在全班末尾，绝大多数高考无望，他们中许多“高兴进入，无奈退出”，早早就退学“子承父业”。对此，必须变革目前县域统筹教育经费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推动全国教育均衡规范发展，力争实现省级乃至全国教育经费大统筹，对吸纳农民工子女学校给予经费补贴，同时实行校际办学条件均等化，消除城乡间、校际间教育差异。教育均衡化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农村学生不断涌入城市求学的重要政策导向。
第四，全民教育与全人教育的政策博弈。中国现行教育以分数论优劣，以考试决定成败和分班分校，单纯分数和应试造成儿童片面发展，过度考试造成儿童负担加重，出现拼家庭条件、拼补习拼名校等现象。这与全民公平平等接受教育权利相悖，也与培养健康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大相径庭。按现行政策，农民工子女不可能平等地进入城市学校就学，由于原来基础较差绝大多数上的是最差的学校和班级，很难有机会同其他名校优班同学竞争，他们由此缺乏自信，其独特才干极可能因此埋没，与公办学校及名校渐行渐远，失去发展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变革现行教育体制是真正实现全民教育从而解决外来工随迁子女进城读书问题的根本。一是要坚持人人有享受公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把全力建立均等优质义务教育体系作为政策重点；二是要全面实施全人发展教育，改革分数第一的教育评价标准，创立按人的能力发展要求施教的教育体系。
第五，公私立学校对弈与多样化办学的政策博弈。目前中国国内教育体制中实行私立学校全部由收费承担的政策，办学风险大，而公立学校全额政府拨款，享受最好的政府服务，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竞争，以及应试教育日益猖獗的根源。这需要建立新的教育政策体系，一是对所有学校公平地进行资助的新政策，让民办学校也能得到必要的扶持，有利于学校间竞争以保持学校活力。二是探索多样办学，如制定义捐教育免税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发展农民工学校，制定政府资助扶持创办农民工子女学校政策，制定补助农民工学校教师政策，提高接受农民工学校教师待遇，等等。单一的或者独大的公办学校不是最好的教育模式，香港中小学中公立及私立学校所占比例都很少，主要学校是各种接受教育局管理的补助性民营学校。
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城就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一步，也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它牵动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每一条神经，充满着政策博弈，解决它不可能靠一个“两个为主”的口号，而必将是一个促使中国教育实行整体性变革，并从中创建推动中国从农业经济社会走向高科技知识经济社会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历程。
（作者系教育学博士，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院教科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副会长，广东高等教育学会比较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广东教育学会教育现代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有比较教育、教育现代化、教育人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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