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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谁来代表农民的利益?
[2] 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
[3] 中国乡镇改革
[4] 乡镇政府改革初探
[5] 农民、国家与乡级政府改革
[6] 大胆改革乡镇体制 大力保护农民权益
[7] 论农村税费改革中的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的配套改革
[8] 角色差距与角色调适：乡镇政府对农民权益的保护
[9] 发挥农民组织在保护农民权益中的作用
[10] 农民社团组织与农村现代化
[11] 让农民组织起来
[12] 重建农会：探索中国农民权益保护的新途径
[13] “有序参与”与中国农民权益保护
[14] 参与式管理与农民权益保护
[15] 论维护村民合法权益的现实力量
[16] 妥善化解村级债务 切实保护农民权益
[17]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践与思考
[18]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职能与重建
[19] 印度的农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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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代表农民的利益？
进了美国大豆对中国的输出，使中国的大豆生产受到严重 威胁；同时也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赞许，朱容基总理 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说：“我国各种协会要能象美国大豆协会那样就好了”（参见《中国工业 经济联合通讯》2002年第23期）。
这些协会到中国来，扮演得是急先锋的角色，是对着中国农民和农业来的，目的是强攻中国 的农产品市场。但在国际谈判桌前，一边坐的是国外农业产业协会的高层人士，全权代表几 十至数百家农场主的利益，实力强劲；一边坐的却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因为我们的农民 还处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状态，没有自己产业组织，派不出自己的代表，处境显得尴尬。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农民占人口70%的中国不把农民组织起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 须对中国农民组织问题作一个历史的分析。
远的不说，在上世纪中国土地革命时期，中国的农会是世界上最有组织性、最有革命性的农 民组织。对农会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作了热情洋溢 的高度评价。正是这个农民组织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坚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在广大农村组织了贫下中农协会，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实 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改革目标，再一次发挥了农民组织的作用。
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民自发地组织起互助组、土地入股的初级合作社，农民组织由政 治斗争转向发展经济，开创了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先河。如能按这条路径走下去，中国 有可能走出类似西欧又具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合作道路。可惜的是，没有多久，中国就抛弃 了这条道路，向土地集体化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制度转轨。从此，农民的经济组织完全为政 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所取代，中国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从此消失，农民自 主的经济权利也被剥夺殆尽。这种格局延续了20多年，农村、农业、农民的元气大伤。60年 代初，农村困难达到极点。安徽、四川等省农民曾自发起来实行包产到户，但被扣上“自发 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帽子打了下去了。
从1978年开始的包产到户运动，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在农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形势 下，中国领导人接受了安徽和四川农民的这个创举，在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摘掉 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还给了农民种田的自主权，恢复了农产品的商品性，使农民有了农产品 的经营权，从此，农村又出现了勃勃生机。中国国家领导人之一万里坦率地承认，是“农民 教育了党中央”。（参见万里在四川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但是，农民对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 经营状态并不满意，于是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又在河北、山东 、四川及其他许多省份自发地组织起来。
农业技术专业协会是同一产业的农户为交流专业技术组织的，如蚕桑协会、柑橘协会、养鸭 协会等。后来发展到销售的联合、加工的联合，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发展甚为红火。各省 科学技术协会是农业专业协会的积极组织者，得到农业部门、地方政府和学术界的有力支持 。国家农业部、中国科协组织专家到各地调查，开研讨会，写出报告，要求给农业专业协会 以法律地位，大力支持其发展，但因为认识上不统一，“有的认为它可能成为‘压力集团’ ，与党和政府唱‘对台戏’”，“有的认为它不是正宗的集体经济，不能作为地方政权的经 济基础”，“有的认为，它起不了什么作用，成不了什么气候，可任其自生自灭”，“对专 业农协组织不是全盘否定就是置之不理”。（参见罗远信主编：《农村股份合作制农业专业 技术协会的实践瑟探索》中农业部1993农［经］第11号《关于支持农民专业协会发展建议的 报告》，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66年11月成都第1版）。因此，农业专业技术协会虽然已 有近20年的发展历史，但建成并发挥作用的数目很少，占农户的比例很小。特别是这些协会 都建成农村，没有县、市协会，更无省和中央一级协会。前面所引的朱钅容基总理的批示， 讲的是各种协会，当然包括农业产业协会在内。可惜的是，在中央一级产业协会中，带中国 字头的工业行业协会有上百个，而农业产业协会一个也没有。因此，当几十个农业“洋协会 ”进军上海，直面中国农产品市场的时候，我国的农民还是一盘散沙，显得软弱无力。
在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经济组织的问题上，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供销合作社，下有基层社、中 有联社、中央有总社，它就是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组织。实际上这一组织早已变质成为第二 国有商业部门，有一个时期曾与商业部合并。至今它的身份最高也不过是一个商业企业。根 本不是代表农民利益的经济组织，而且从未为农民所接受。
从以上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的组织只是在政治和军事斗争时期发挥过作用，到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从来没有建立过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农民自发组织的农业专业技术 协会所以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显然是受到不正确的政治因素的阻挠，是怕农民组织起来成 为“压力集团”和政府唱“对台戏”师在可以这样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农民组织程度最低 的国家之一。
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难道政府官员不能代 表农民的利益和对方谈判吗？非要让农民组织起来自己去谈判不可吗？我认为，政府官员必 须而且应当代表农民利益和对方谈判，在美国总统小布什去年访华时，朱钅容基总理就和他谈判过美国大豆进口中国的问题；但是，政府并不是在任何 情况下都能代表农民的具体利益的，作为政权的政府是不能代替农民的群众组织的，如同政 府不能代替工会一样。因此，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农民派出自己组织的代表与对方谈 判，更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具体利益。
中国是一个存在各种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利 益集团不断增多，具体利益矛盾也复杂起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以能代表最广大人民 的利益，是因为它能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调节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 矛盾，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引自江泽民十六大报告）但是，政府的 兼顾和调节，并不都是正确的，也不是都能成功的。例如，农民与国有粮食部门、供销系统 之间存在具体矛盾。1994年开始的棉花流通体制改革，1998年开始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都 是为了了解双方的具体矛盾。但因为政策取向是为了弥补国有部门的亏损，因而实行的结果 ，到2001年，国有粮食部门不但没有扭亏，反而出现高达7000亿元的损失，棉花收购部门的 亏损也达456亿元，农民的损失则会数倍于此。（参见盛洪：《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载2 003年1月27日《经济观察报》B2版）。这个例子说明，政府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代表了国 有部门的利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决策失识就能说清楚的。
正因为我国社会存在多种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矛盾，所以，我们才有工会，才有妇联 ，才有工商联，才有商会，才有各种工业产业协会，才有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等组织，来代表 这些阶层的利益，表达他们声音，在政府与各阶层之间建立起勾通的渠道。尽管这些组织还 带有不同程度的官方色彩，但完全可以通过改革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出来。现在令人遗憾的是 ，迄今为止还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群众组织诞生出来。“从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史及其经济后 果看，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平衡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 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参见盛洪：《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在我国加入WTO 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代表农民利益组织的建立更为迫切。有了这一组织，就更有利于在国际 竞争中保护农民的利益，更有利于把我国农产品和农民推向国际市场。
农民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模式？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可按农业内部的产业分工， 建立各种农业产业协会，把从事同类产业的农户组织起来。
农业产业协会不仅是代表农民利益的群众组织，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组织，可以打破农业的 “小而全”，推进农业向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通过专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交流，促进 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提高；进一步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通过这一组 织，制定同业技术标准，传播同业信息，交流同业经验，规范同业行为；使这一组织成为同 业农民与政府间勾通、联系的桥梁，代表同业农民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维护本行业农 民的利益，进行反倾销斗争。
农业产业协会的基础在农村，县、市、省以至中央都可根据情况建立各级专业的农业产业协 会。与此同时，还可借工业经济联合会的经验，在县、市、省和中央建立各级农业产业协会 联合会。这样，条条块块就都有了代表农民利益的经济组织，事情就好办了。
农业产业协会是农民的组织，协会的领导成员必须是农民和真正能代表农民利益、有农业产 业经验的科技、教育、经济界的社会人士。党委和政府的现职人员，不能担任协会的职务。 协会要有自己的章程，要经过民政部门登记批准。建议国家排除各种干扰，明确放开这个领 域，鼓励和支持农业产业协会的建立和发展。
最近，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杜润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现在 中国的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农民都有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中国的工人、 妇女、青年也都有自己的协会，农民却没有。过去有农民协会，后来取消了。80年代中期的 时候我曾经给邓小平同志建议过恢复农民协会。小平同志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 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结果三年到了，遇上‘六·四’，就顾不 得考虑这个问题了。”（引自肖瑞、李利明：《农村土地变迁之路》，《经济管理文摘》20 03年第2期）杜润生这段话和回忆很重要。现在离开小平同志“看三年”的时间快20年了， 情况越来越清楚了。无论从国内解决“三农”问题看还是从国际市场农产品的竞争看，成立 农业产业协会的时机都已成熟。我们应抓住这个机遇，实现小平同志的愿望，满足广大农民 的期待。
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我与政治学家李连江在湖南调研时经过 反复讨论推敲形成的共识。感谢福特基金会和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对我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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