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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在拆毁吴淞铁路的同时，还将其中一台名为“总督号”(Viceroy)的火车头动了整容手术，将车身上的“总督号”三个汉字锉去，这实在是再清晰不过的一种政治防护手段
蜿蜒向前的铁轨，时而平行，时而却不平行，大清改革这条特别铁路，就是如此具有大清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习惯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恭亲王，驾着大清改革的机车，居然在这样的铁轨上也能调整轮距，照常行驶。
这一段，左边的铁轨，叫做李鸿章，右边的铁轨，叫做沈葆桢。在处理英国人偷偷修建的“地下”铁路吴淞铁路时，作为主要责任人的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沈葆桢，以及后来参与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李鸿章最初并没有介入。上海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而是沈葆桢的一亩三分地。根据大清国官场的显规则和潜规则，越位插手对方辖区内的事务是十分犯忌的。那时，李鸿章只是提些建议，赞同沈葆桢将此条铁路收回，以维护主权。
但随着李鸿章开始主导因“马嘉理事件”（Margary Affair，见本专栏“帝国出轨”系列之五：《李鸿章下英国象棋》）而进行的中英谈判，英方要求将吴淞铁路纳入谈判的范围，李鸿章便越来越深地介入此事。
1867年4月17日和23日两天，英方代表梅辉立与中方代表冯焌光，密集举行了6次会谈。但在以保守著称的江苏巡抚吴元炳向冯焌光发出一道书面指示后，冯撤回了所有的让步，谈判破裂。在返京途中，梅辉立于4月30日晚再度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对于上海谈判的破裂十分失望，他表示赞同由英方承包经营一段时间，还起草了一个建议书交给梅辉立，但他再三强调这只是个人意见，因为他无法干预南洋大臣辖下的上海事务。
就在当晚，冯焌光给李鸿章的密信送到，李鸿章得悉了吴元炳的背后就是两江总督沈葆桢，而沈的态度是收回吴淞铁路后立即拆毁。次日（5月1日），在和梅辉立的再次会见中，李鸿章收回了自己的建议书，并且提醒梅辉立如果自己插手，反而会令沈葆桢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此事便不了了之，吴淞铁路继续施工，而英国外交官也惊奇地发现，直到7月份，总理衙门都没有再就此事向英方发出任何提议。吴淞铁路上海-江湾段也就在这种静默中，开始了“半程”运营，直到8月3日轧死了一位中国人（见本专栏“帝国出轨”系列之四：《东方慢车谋杀案》）。
李鸿章全权负责对英谈判后，在英方要求和中央批准下，派出了朱其诏、盛宣怀到达上海，协助冯焌光与梅辉立谈判（见本专栏“帝国出轨”系列之五：《李鸿章下英国象棋》）。在国际压力下，英国人不仅签订了《烟台条约》，解决了“马嘉理事件”，而且在一个月后也就吴淞铁路达成了协议，由中国政府回购，全部款项付清后，英国人完全撤出经营。
毫无疑问，在这列强环视的多事之秋，中英争端的和平解决令以恭亲王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大舒了一口气。但是，吴淞铁路以巨资收回后，沈葆桢将其一拆了之，却再度引起国际间的轩然大波。老外们能够理解为了主权而收回铁路，却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将巨款回购的铁路又拆除了。沈葆桢的个人品质受到了普遍质疑，从北京发往伦敦的英国外交报告，讥评他是“犟驴般的自大”(mulish arrogance)和“耍小孩脾气”(childish temper)。甚至在1879年沈葆桢去世后，《北华捷报》(12月18日)还指责他“有许多显著的缺点”，最主要的就是个性狭隘、顽固，令其并不适合作为一名高级干部。
然而事实上，沈葆桢并不是保守者。早在担任福州船政大臣的时候，他就以锐意改革的姿态引起广泛关注。他接替左宗棠主持的马尾船厂，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一起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标杆企业。而在日本侵台时（1874年），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台湾，军事上积极备战，经济上加快建设，大大加强了台湾的向心力和海峡两岸的凝聚力，在之后抵抗日本的侵略中作用卓著。他的马尾船厂中就有专用的铁轨，而他在台湾更是修筑了运煤的铁路，这些都表明他本人与铁路并无“私仇”。
沈葆桢与李鸿章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作上的配合相当默契。1872年，当江南制造局和马尾船厂被指责为浪费国有资产时，李鸿章、沈葆桢在曾国藩的保驾护航下并肩反击。在1874年对抗日本侵台时，两人又通力协作。随后，李鸿章积极推荐沈葆桢接任两江总督，正式成为大清国最有实权的领导核心之一。日本侵略台湾与沙俄侵略新疆同时发生，引发了大清官场上“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沈葆桢却出人意料地站在了李鸿章的“海防”派一边，反对其老领导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这其间固然有其防守海疆的本位主义，但也表明其与李鸿章在政见上的相同。即使在吴淞铁路协议达成后三个月（1877年1月），沈葆桢还提供了巨额资金，协助李鸿章辖下的轮船招商局收购美资的旗昌轮船公司，成就了大清国企经营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见本专栏“晚清财经观察”系列文章）。
但在吴淞铁路上，沈李二人却表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沈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当英国军舰赶到上海进行武力恫吓时，他还宣称“兵轮何足虑，何日何口无英国兵轮耶？……兵轮恫吓，吾辈勿闻之，不足措意。梅辉立此来必有数次强辩，吾辈能毅然不挠，彼亦自就范围。”这令正在与英国艰难谈判的李鸿章大为不悦，认为沈某人实在太不顾全大局了。
李鸿章虽然尽力避免过多干预这一本归沈葆桢主抓的工作，但也毫不掩饰地希望沈不必过于强硬，“总期两边都过得去, 始足见中英和好真心”。当时，大清国的中心工作就是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韬光养晦，加速发展。尤其当法国、日本和俄国都纷纷觊觎领土时，吴淞铁路的纷争，就显得相当次要了。
李鸿章虽然也是地方干部，但实际上却起到了“副总理”的作用，“当国”与“当家”显然是不一样的。在吴淞铁路问题上，李鸿章并不介意收回后让英国人承包，然后中方自营，他希望借英国人的“东风”推动一直受阻的中国铁路建设。而沈葆桢坚持英国人必须完全退出。双方打的旗号都是“主权”二字，但显然，让英国人承包经营并不丧失任何主权。沈并非当国之人，没有李鸿章那般的不可承受之重，他的着眼点更在于“爱惜羽毛”：英国人在他的鼻子底下偷偷修建这条“地下”铁路，令他的行政能力、个人威望等大为受损，他必须以一种戏剧化的夸张的手法，乃至不惜矫枉过正，避免给政敌造成任何的借口。
此时，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大清国的中心工作，但却并非主流的话语体系，脚穿新鞋子，口喊旧号子，依然是恭亲王、李鸿章等改革者们的无奈选择。包括铁路在内的新玩意，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绝不可高声嚷嚷，否则便会成为政治上的把柄，成为大清国最可自豪的先进社会制度的敌人。沈葆桢没有李鸿章那种敢于“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资本和个性，他能做的，也就是在红灯面前假装“宁左勿右”，先把自己晾干了再说。拆铁路，是他的政治求生本能；拆了后又运到台湾，则是他骨子里改革派的基因推动。另一个往往被史家们忽略的细节是，沈葆桢在拆毁吴淞铁路的同时，还将其中一台名为“总督号”(Viceroy)的火车头动了整容手术，将车身上的“总督号”三个汉字锉去，这实在是再清晰不过的一种防护手段。
吊诡的是，李鸿章似乎对沈葆桢这种无奈之举嗤之以鼻，他在写给郭嵩焘的一封信里说：“幼丹（沈葆桢）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老李的这一评价，实在有点刻薄。沈葆桢无非就是忧谗畏讥的被动防守而已，哪里谈得上是沽名钓誉的主动出击呢？
郭嵩焘曾认为，晚清的几位改革派大佬中，“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丹（沈葆桢）能尽其实”，这是很中肯的。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实力决定行为，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官场真理。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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