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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窝囊王爷”醇亲王的保驾护航下，“开平”终于“开瓶”了，小小的开平煤矿及其短短的唐胥铁路，揭开了大清国铁路建设的瓶盖
1886年5月14至25日，大清帝国北洋海军举行大规模实战演练及阅兵。
大清海军在中法战争中兵败马尾，中央痛定思痛，下令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筹全国海军建设，重点就是北洋水师。
这是北洋海军成军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演习。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派出了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代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亲临现场。演习总司令、海军衙门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全程陪同。
几天朝夕相处，醇亲王与李鸿章除了探讨海军的建设之外，还探讨了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扩建唐胥铁路，接通天津与山海关，将京畿附近沿海防务贯通一气，如此，驻扎天津小站的“盛军”万余游击之师，“在此数百里间驰骋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
返回北京后，醇亲王与李鸿章继续函件往来，密集磋商，决定将唐胥铁路延长至阎庄，然后西接天津、东接山海关，以此逐步筹划全国铁路网。
其实，唐胥铁路得以在重重阻挠中顺利建成，并从“驴拉火车”进化到蒸汽机车，与醇亲王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早在1880年，因俄国强占伊犁，中俄关系一度紧张，武装冲突随时可能爆发。直隶提督刘铭传向中央提交报告，请求立即修造铁路，认为铁路建设“事关军国安危大计”，“若辗转迁延，视为缓图，将来俄局定后，筑室道谋，诚恐卧薪尝胆徒托空言，则永无自强之日矣。”李鸿章对此大加赞同，引发了朝野的巨大争议。执政的恭亲王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只好压制双方，搁置了刘、李二人的建议（雪珥：李鸿章“驴打滚”）。
令李鸿章意外的是，因儿子入继皇位已经避嫌退居二线多年的醇亲王，私下给李鸿章写信，对兴建铁路表示支持，并建议李鸿章先摸着石头过河，悄悄地搞些试点，不妨“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这实际上成为李鸿章兴建唐胥铁路的重要精神支撑。
与恭亲王相比，醇亲王给时人和后人的感觉都是保守、排外，相当地“左”。对恭亲王的改革，尤其“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他总是嗤之以鼻，建议太后“摈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两次秘密上书，建议削弱恭亲王的权力。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恭亲王奕䜣在执掌权柄23年后，突然被慈禧太后宣布“双开”，整个军机处下岗。新的军机处迅速组建，并且“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时人曾以“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的尖刻评价，认为醇亲王这位新任总理的才具，比起乃兄恭亲王来实在只是“驽马”、“柴胡”而已。
但是，之前以高调的“极左”面貌出现的醇亲王，一旦主政，便令人惊愕地实现了大转身，不仅继承了恭亲王的改革路线，而且挟着其“皇帝本生父”的虎威，改革的势头更猛、力度更大。时人慨叹，醇亲王比恭亲王要更加痛快果断。大清国首席洋干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在写给伦敦的信中甚至说：“或者恭亲王表面上虽然和平，而暗地里却在反对进步，排斥外国人，并且主张战争。而七爷（醇亲王排行老七）和他的朋友反倒是主张和平和进步的——我有一半倾向于相信这是正确的解释。在中国有时须应用颠倒的法则。我想七爷如果控制这政府，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
对于自己当看客时的“极左”言论，挑上担子的醇亲王承认自己“尝持偏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事实上，从醇亲王变脸之迅速和彻底来看，从其悄悄写信给李鸿章支持建设铁路来看，其之前的“极左”面貌，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赢取“基本教义派”支持的一种手腕。在野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一旦亲自执政，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为、或者还原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但在具体问题上，他的身段远比恭亲王更为柔软，尤其在与慈禧太后的相处过程中，他更为谦恭、顺从，从而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从李鸿章留下的各种文献看，在老李眼中，恭亲王更多地是英明领导，而醇亲王更多地是知音乃至战友。每当李鸿章的改革遭遇阻击或挫折时，恭亲王是暗中保驾，醇亲王则是公开护航，旗帜鲜明，态度清晰，毫不含糊。
醇亲王奕譞一门连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这绝对不是用“窝囊”二字能形容其人的。
甲申易枢后，醇亲王对李鸿章建设铁路的支持变得公开，毫不掩饰，甚至成为铁路建设的第一旗手。
北洋阅兵后不久，两人以总理海军衙门的名义，向中央提交了报告，要求修建津（天津）榆（山海关）铁路。慈禧太后立即照准，李鸿章随即开始筹集商股，着手兴修。他写信给醇亲王说：“幸得殿下亲历北洋，决疑定计……鸿章额手称庆。以为铁路乃举世所疑，而殿下雄心毅力，一闻鄙言，如石投水，诚千载一时，为中国自强之基。”
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建设中，每当改革遭遇瓶颈，就得看“开瓶”人的地位、能力和手腕。在“窝囊王爷”醇亲王的保驾护航下，“开平”终于“开瓶”了，小小的开平煤矿及其短短的唐胥铁路，揭开了大清国铁路建设的瓶盖……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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