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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使民富起来。这不但是实现国民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需要，也是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规划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然成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有十二次提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着重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转变经济发展（增长）方式的说法由来已久。按照吴敬琏教授的考证，“外延（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和“内涵（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词来源于前苏联，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传入中国。不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全面讨论，则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在制定“六五计划和1980-1990年十年规划”时，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粗放）式”向“内涵（集约）式”的转变。他们认为，前者乃集中计划经济的产物，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以后的五年计划和党的正式文件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成为老生常谈。比如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三大提出，经济发展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十五大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十六大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十七大的提法有所变化，将“经济增长方式”改成了“经济发展方式”，会议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
不管是经济增长方式也好，还是经济发展方式也好，类似的口号喊了三十多年，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依然是“转而不变”。换句话说，虽然有数量上的一些变化，但从实质上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停留在粗放型的、以投资推动为主的发展模式中。
我们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般有两套指标，一是单位GDP能耗的变化，二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对GDP贡献的比率。在单位GDP能耗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的统计，1980年我国的单位GDP能耗为4.02吨标准煤/万元，到2005年下降到1.43吨标准煤/万元。而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要求，2010年的单位GDP能耗将进一步下降到0.98吨标准煤/万元。这些变化说明我国的GDP增长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即便如此，我国的经济粗放性质仍未发生根本改变，和国际相比，该指标依然过高。目前我国单位产值能耗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美国、欧盟、日本相比分别高出2.5倍、4.9倍、8.7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43%。
再从消费、投资和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来看，1980年，三者的贡献率分别为64.9%、36.5%和-1.4%，到2009年变为52.5%、92.3%和-44.8%。考虑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有较大的异动，但从消费来看，贡献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很显然，这与我们试图将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分依赖投资向转为主要依靠国内消费的努力背道而驰。
由此可见，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一些方面确实发生了转变，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又原地踏步甚至还有倒退。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但究其原因，“民不富”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还是居民收入与GDP增长速度的比较来看，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都处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位。而“民不富”至少会带来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缺乏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能力，导致我国大部分劳动力素质始终处在较低水平。劳动力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核心要素，而劳动力的低素质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无法跃进到更高层次上去；其次，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抑制了消费能力的提高，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目标始终难以实现。在消费无法承担经济发展火车头的情况下，投资和出口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使民富起来。这不但是实现国民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需要，也是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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