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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际之间的竞争不如转向真正的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这才是保障中国经济长久发展的真正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想将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还必须解决诸多的问题和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给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多次提到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提出了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实施措施和方法。
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和方法都是必要和不可或缺的。但是，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角色转变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不可少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府角色的转变与否决定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
两年前，经济学大师张五常教授发表了著名的“县际竞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正如该理论另一位代表人物张军教授指出的：“我能够让自己信服的解释只有一个：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能量这么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并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了。也就是说，在财政分权制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就如一个公司一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有利于投资增长的政策环境的改善，但同时也极易导致投资过度的后果。
事实上，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投资饥渴症”和强烈的投资冲动，使投资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直扮演着绝对的“主角”。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6.5%，到2009年已经急剧上升到92.3%。即使考虑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的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投资也俨然已成为主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社会投资中，政府投资始终占据着主导和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投资虽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绝对数额在不断上升，2009年仅中央投资就近1万亿元之巨。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为扩大投资而形成的庞大的地方债务，已成为影响金融安全的一颗“定时炸弹”。
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不仅是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阵地。统计数字显示，2002年～2007年，国有企业户数虽然每年减少近1万户，但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9万亿元，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加2500亿元，上缴税金平均每年增加1800亿元。国有企业上缴税金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7.4%大幅上升到16.4%。这说明我国财政对国有经济的依赖性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加强。
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让人头痛的一块“洼地”。不过，相对于居民消费不足的窘境，政府消费却一枝独秀。政府消费除了包括正常的行政管理支出外，还包括颇受争议的“三公”支出：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和公车使用。1978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只有52.9亿元，到目前差不多达到1万亿元的规模，30余年增长了近200倍。其中，仅公车消费就有1500~2000亿元之巨。
政府角色的错位，成了一块挤压正常市场经济活动的巨石。一方面，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是民间投资始终低迷不振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政府消费又挤压了居民消费，是形成我国总消费不足、消费不均衡的主因之一。此外，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身份，损害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环境，也是造成市场低效率和腐败盛行的温床。
因此，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这个“火车头”必须提前转轨。早在2006年，我们就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但时至今日，该目标仍远未实现，从公司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张五常教授提出的县际竞争理论，固然能较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县际竞争带来的负外部性，恐怕远远超出了张教授的想象。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县际之间的竞争不如转向真正的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这才是保障中国经济长久发展的真正动力。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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