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卢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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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定向宽松政策”，有助于中小企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也有助于中国经济彻底摆脱因结构性矛盾而导致的宏观政策“两难”
以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等级为导火索，自8月4日始，短短几天内，世界主要经济体股市历经了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国际金融危机很可能进入第二阶段。在“危机第二波”阴影笼罩全球的背景下，我们更关注中国经济的走势及对策。
表面上看，尽管已连续5个季度增速下滑，但中国上半年9.6%的GDP增长率，仍然在全球数一数二。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结构使然，尽管GDP只是连续微小下跌，但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实体性中小企业，已经出现了大面积困难。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国际金融危机很可能第二次把世界经济再次拖向谷底，而中国经济最受影响的部分，无疑仍将集中在作为中国经济引擎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外向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及时遏止，危机第二波的冲击，将再次像病毒一样，顺着产业链影响整个中国经济。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第一波爆发时，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可以说堆满了可供选择的工具：有此前近10年经济两位数增长作底子，有5年财政连续高出经济两倍速度增长速度作靠山，通胀率也一直维持在温和可控水平。也正因此，决策者几乎没有任何顾忌地把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使用到极端，无论是财政投入还是信贷投放，都创下前无古人、旁无伴者的新高，使得中国经济在危机第一波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反弹，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大贡献者。
但就在我们中绝大多数人以为后危机时期已经到来时，金融危机竟然因欧洲与美国债务问题反复发酵而进入第二个阶段。与应对2008年危机第一波时应对的从容相比，这一次，我们面临的选择困难重重：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尤其是要保护好中小企业，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仍然是最好的“利器”；但真要再使用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本已高企到“临界值”的CPI将再攀新高，并很快高到中国百姓无法承受的程度；同时，经济再度泡沫化，还将使得中央反复宣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成笑话。
在这种背景下，理论上的出路只有一条：在央行确定的年度总货币投放量不变、商业银行放贷总盘子不变的情况下，要将更多的份额与更大的额度投向中小企业。惟其如此，才能既防止通胀进一步恶化，又支持宏观经济维持一个健康的基本面。
尽管这已是共识，但真正落实起来却非常难。这是因为，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风险与成本都非常高，况且目前大环境又对中小企业发展不利。如果没有特殊的措施，危机第二波到来，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将更为惜贷。
所以，当下要最快捷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仍然要沿用应对危机第一波冲击过程中，“政府利用财政对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再担保”的办法。但这一办法同样也遭到了空前的挑战：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超过10万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以“融资平台”为担保从商业银行过度借贷形成的。所以，如果继续通过信用再担保方式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等于是把中小企业未来债务风险再度转移到地方政府身上，将加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要化解这一困境，仍然要从结构分析上入手。
不错，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负债是很重。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仍然非常强劲。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累计我国财政收入56875.82亿元，同比增长31.2%。所以，财政问题总体上仍然是结构性问题：财政总量尤其是中央本级财政相对宽裕，困难的是地方财政。
因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可以考虑的机制设计是：作为地方政府财政优先的一个方向，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再担保，仍然应该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作为中央政府支持和鼓励的实际举措，是由中央财政为地方财政的再担保提供“最后担保”，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承担“最后担保人”角色；在操作上，中央财政可以与政策性银行组建“再担保联盟”，必要时可以剥离或冲销地方政府为中小企业担保过程中形成的债务。
为此，作为本文的最后建议，我们可以把这一整套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政策与机制设计，定名为“定向宽松政策”。当年美国政府为解决越战造成的财政困难，直接向美联储发债，使得金融学中新产生一个术语：“定量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作为金融创新一部分，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发明”一个词“定向宽松政策（Aimed Easing，AE）？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有助于这套做法未来能够逐渐走向常态化与制度化，有助于中小企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也有助于中国经济彻底摆脱因结构性矛盾而导致的宏观政策“两难”。
（作者系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多家媒体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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