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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公民与其说是政治公民，不如说是经济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公民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
总部位于厦门的中国最大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不久前忽然关闭，在读者、媒体及其他民营书店的忧虑声中，政府与投资方伸出援手，书店有望重新开张。这家书店虽然勉强维持了下去，但是中国图书行业的日益萧条却是不争的事实，有数据称，2007年以来，全国倒闭关门的民营书店至少有一万多家。这不禁令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图书行业萧条之后，中国启蒙之路该怎么走？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
“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
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而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也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
梁启超和鲁迅的时代，主要是通过报纸或杂志对民众进行启蒙。但是反观中国现状，中国的报纸几乎全部“民粹化”，已经不能承担起启蒙的重任。
在当代媒体中，网络主要面对的是学生，报纸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市民，只有出版界才是真正面对知识分子，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启蒙的希望就在出版界。启蒙首先是知识界内部的一场思想更新运动，知识分子在哪里，启蒙的主战场就在哪里，开民智首先就是要“开知识分子的智”。
然而知识分子也不是天生正确、一贯正确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进行思想更新。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公民与其说是政治公民，不如说是经济公民，因为公民的每个政治选择都是对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因此，让公民都具备现代经济思想，也是当代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西方国家，公民因为不具备经济思想而导致的悲剧已经显现。当政客为自己的国民欠下百年债务时，公民却茫然不知。当债务危机爆发时，等待他们只有被成倍提高的大学学费、被大幅推迟的退休年龄、已经亏空殆尽的养老金、破烂不堪的公共道路。比如，国债占GDP比例的警戒线为60%，因为只要超出这一比例，一个国家就失去了偿本付息的能力，但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超出债务警戒线，美国已经超出100%，希腊债务比例为166.1%，日本债务比例更高达229%。这些国家的财政其实已经破产，他们只能借更多的债，以新债养旧债，很难实现周转。如果他们要还清这些债务，国家福利将面临极大的削减，即使这样，也要至少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还清。
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经济学家的谎言说，这是因为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些钱早已经通过减税，进入了富人的腰包，或是通过公共产品私有化进入了资本的口袋，通过穷兵黩武满足了政客的战争欲望，而真正进入国民福利的极少。
这就是典型的因为公民缺乏经济思想的恶果。他们看不穿政客的作秀，看不透经济打手或是经济杀手的谎言，西方的悲剧已经显露，而中国的部分学者们仍然在煽动民粹主义，比如鼓吹公共产品私有化，鼓吹减税，鼓出平分外汇储备等已经在世界上证明是失败的东西。这些人的鼓吹，在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颇能迷惑人。
观察世界各国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秉承“经济良知”的学者的力量，要远远薄弱于“经济打手”，“经济卫士”的力量，也远远小于“经济杀手”的影响力，民众更多地在其中充当着不知所从的看客角色。如果中国人也不能清醒看待这一情况，必然同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陷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悲惨境地。
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公民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这是“公民要具有强健的经济思想”的必要之处。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的、大量的、拥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者们一同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完成。
（作者系经济学者，《中国大形势》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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