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流动：现实矛盾与对策选择
-----四川省的实证分析
（郭晓鸣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任何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都必然经历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历史过程。就实质而言，农业 劳动力的非农化既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又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基本前提。
一、我国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基本动因
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非农业领域的大规模转移，引发了一场直接触动经济 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具有深刻意义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大量农业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所形成的 民工潮的涌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引人注目并且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现 象。
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松动的历史背景下 产生和发展的，因而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综合而论，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流 动的大规模发展，是基本推力和基本引力两种因素交错作用的结果。
1、基本推力
--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由于农业受自然因素制约较大，自然风险与经营风险并存，不论是 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农业比较效益相对较低是普遍现象。在追求较高经济收入的推动 下，农业劳动力必然由农业向工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在我国，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矛盾同 样突出，加之农民负担趋于加重，在很大程度上又进一步激化了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矛盾。特 别是近年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农民增收难度不断加大，这是导致大量农业劳动力脱离土地 流向城市，并且离土的农业劳动力又主要集中在贫困地区的基本原因。
--农业资源压力加重。农业中的耕地资源为非再生资源，在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耕地 被大量占用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必然导致有限的农业资源负荷劳动力的压力日趋加重，从而 产生排斥劳动力的推力。就四川省的情况看，人地矛盾尤为尖锐，由于人增地减难以逆转， 人口压力日益沉重。向耕地外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要求更加迫切，加之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不 高，非农就业门路较为狭窄，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大范围流动，四川也因此成为波 及全国的民工潮的最主要源头。
--农业劳动效率提高。以家庭承包制的为主线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其异乎寻常的巨大能 量一举结束了中国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历史，使农户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农民生 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效率显著提高，过去长期隐蔽存在的农村就业不充分矛盾迅速显现 ，这一过程同农业技术进步产生的劳动节约结合在一起，构成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 转移的又一重要动因。
2、基本引力
--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由于建国之初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我国所 选择的是一条通过农业积累重点发展城市重工业的经济发展道路，区域之间高度雷同的重型 产业结构，不仅无法吸收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而且连城市的新增劳动力也难以有效消化，结 果是工业化的发展虽然带来了产值结构的显著变化，但就业结构的变化却严重滞后。改革之 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沿海地区率先进行产业结构的开放式调整，通过大规模 发展“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使经济水平迅速提高，而且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 机会，为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低成本的劳动量大规模转移提供了契机。因此，不同地区之间产 业结构的差异所产生的经济水平及收入水平的差异，是引发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农业劳动力大 规模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的重要原因。
--人口管理制度松动。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壁垒森严的城乡分割体制，一方面控制农 村 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抑制城市内部对农副产品需求的扩张速度；另一方面强制性使大量农业 劳动力滞存在土地上，以大量劳动力的低效率投入来支撑工业化的推进。改革以后，严格的 人口管制逐步被突破，不仅放松了农民从事非农活动的控制，而且1984年以后允许农民自理 口粮进入小城镇的政策以及以后实行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为农民跨区域转移创造了基本条件 。虽然仍然保持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但由于城市内部副食品供给制度、住房制度、教育 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农业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的障碍已经在原 有基础上得到了明显的弱化。
--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向往。在一般意义上，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中心，对农村人口具有很强 的 吸引力，只要能够拥有基本的转移成本，农业劳动力特别是有一定知识的青年农民，就会千 方百计离开家乡故土，追求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渴望。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外出劳动力70%以 上均为青壮年劳动力，而且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结构显著高于非转移劳动力，这也为上述结论 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佐证。
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流动，表面上看是农村人口对城市的冲击，实质则是市场经济对传统计 划经济体制的不断突破，其基本动因是利益驱动，是农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觉选择，因而 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不可逆转的。
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影响
劳动力流动的过程实质上是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其必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综合性 的影响。
1、对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一般而论。农业劳动力流动可以有效增加农村收入。一方 面，农业 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能够直接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非农 化过程会增加农产品消费需求，提高农产品价格。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向外流动的大多是素 质相对较高的年轻劳动力，在一定条件下也不能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不利的影响。在 农村内部就业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就业结 构。比较而言，进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有相对更高的劳动力参与率，首先，进城农民一般处 于势单力薄的孤立境地，有较大的经济压力，希望通过就业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愿望十分迫 切。其次，进城农民对职业的期望值较低，对工作性质一般不加挑剔，容易接受各种就业条 件。
2、对技术变迁的影响。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技术变迁能够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第一，劳 动力的大量外流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内部劳动力供给矛盾出现局部性激化，进而促使劳 动节约型技术的广泛利用。第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较高收入增长，可以为增加农业投 入和改造传统农业技术开辟新的投资来源，从而有效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第三，农业 劳动力回流趋势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将先进的技术装备和手段带回农村，直接促进农业的技 术变迁。
3、对人口结构和质量的影响。由于大量流动的是农村内部年轻劳动力，其流动过程 必然对人 口结构和质量构成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往往带来一定区域内比例失 衡，造成一部分人婚配困难，而普遍的先创业后结婚模式，也客观上导致了晚婚晚育的结果 。因此，农业劳动力流动从总体上看有利于降低社会生育率，控制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另 一方面，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因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和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影响，其不仅自身 素质显著提高，而且传统生育观念会得到改进。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也受到更多的重视，这将 对农村人口质量的提高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4、对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的影响。农业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之后，必然会对城 市内部交 通、通讯、住房、医院、学校等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构成较大的压力。但从发展的角度 看，劳动力流动就产生的对基础设施和服务传统的需求，对合理扩大城市的经济容量，发挥 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利用上的规择效益，又是十分有利的，关键是要合理保持城市的适 度人口规模。达到节约使用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的目标。
三、四川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历史过程
四川作为地处内陆的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农业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的基本 难题之一。
改革之后家庭承包制的广泛推行，除了直接促进农村经济的巨大发展之外，还启动了长期处 于凝固状态的农业劳动力流动机制的有效运转，实现了农村就业结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1952-1978年，四川农村劳动力占工农业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仅从86.5%降为81 .8%。28年时间只下降了4.7个百点。在农业劳动力向农村外部的转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同 时，农村内部就业结构的变化也非常微不足道。在1978年以前的30年时间内，由于人口增长 过快，经济发展缓慢，以及僵化的传统体制和政策等限制性因素的深刻影响，四川农业劳动 力从农业领域向非农领域转移的通道是严重阻塞的，农村就业的内在矛盾实际上已十分尖锐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矛盾被以低效率为巨大代价的传统集体经营方式人为地掩盖 了起来。
1978年之后，一方面城乡之间严格分割的体制在改革大潮的强有力冲击下出现了程度不同的 突破，另一方面农村内部的非农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机制迅速活化，逐步形成了向大小城市、农村集镇和乡镇企业的多层次和 多样化转移过程，农村就业结构因此而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1978-2000年，四 川农村劳动力占工农业劳动力总数的比重由81.8%降至59.6%，下降了22.2个百分点。农业劳 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下降更为显著，从95.5%降到69.4%。下降26.7%。可以判定， 改革以来四川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非农产业部门的大规模转移，是一场影响深远并具有 深刻意义的革命性变革，农村就业结构的实质性变化。标志着四川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 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时期。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后续发展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 对四川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农业劳动力流动表现为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进入20世 纪90年代后期之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和宏观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四川农业 劳动力流动呈现如下基本特证：
--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且非农化水平仍然较低。尽管从纵向比较的角度看，四川农业 劳动力转移已达到较高速度，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横向比较差距仍然十分明显。据统计，20 01年四川年内在非农领域就业时间达到6个月以上的农业劳动力为1134.2万人，占农村劳动 力总量的29.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率，如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则四川差距更大 ，低13.3个百分点。从总体上评价，四川仍然保持着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就业格局，农业就业 结构的合理调整任务十分繁重。
--跨区域劳动力流动已成为主体模式。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四川省离开本乡(镇)到县外 就业的农业劳动力为 810万，占当年全省非农就业1134.2万的71.4%。从趋势上看，跨区域 流动呈逐年上升趋势，已经成为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主体模式。在农业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中， 进入城市的占81.2%，进入异地农村就业的仅占18.8%。到省外就业的为460万，就业比重达 到56.8%，留在省内的为350万，比重占43.2%。
--劳动力流动方式依然保持以自发为主的基本态势。有关调查资料表明，四川省通过各级 政府部门和经济组织直接组织输出的劳动力仅占外出劳动力的20%左右，多种方式的自发流 动所占比重高达80%，仍然在农业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
--劳动力流动区域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20世纪90年代初期，四川农业劳动力流向主要集 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趋势发生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四川劳务输出 的区域分布相应产生由单向流动向多向流动的重大转变。1999年，四川向东部地区转移劳动 力265.6万人，比最多的1993年下降16.5%，当年向西部地区转移的劳动力达到110.6万人， 比1993年增长近3倍。
--农村劳动力举家外出务工经商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据四川省农村抽样调查队的相关 调查资料，2001年四川举家外出务工经商农户达到101.9万户，比1997年增加20万户，这一 变化趋势意味着农业劳动力流动方式正在发生由季节性、临时性转移向常年性、永远性转移 的重要转变，虽然这种变化只是刚刚开始，但其潜在的积极影响却十分重大。
四、四川农业劳动力流动面临的现实矛盾
四川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其对经济增长所带来 的积极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能够有效减轻农村就业压力，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耕地利用效 率，通过开辟新的农业投资来源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显著降低工业生产的劳动 力成本，提高生产效益，同时弥补城市内部服务供给系统的不足，推动城市第三产业的更快 发展，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从总体上看，四川农业劳动力流动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并以其转移规模大，流动性 强，区域半径长等鲜明特征引起了广泛关注和重视。不仅有效地改变了长期以来农业劳动力 大量沉积于有限耕地上的不合理状况，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加速了四川农村工业化 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但是，近年来四川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2000年与1995年相比，四 川出省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140万人，减少幅度为20.3%。农业劳动力流动速度缄缓的表象， 隐含着其转移难度增大的实质。从农业劳动力流动的过程看，下述现实矛盾所产生的负面效 应是十分严重的，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构成了直接障碍。
--农民侯鸟式的流动方式，给负荷沉重的交通运输系统施加了使之更加难以承受的巨大压 力。现实表明，农民外出时间主要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流动方向主要在沿海地区，流动时间 和空间的过度集中，使我国本就落后的交通系统随之形成的季节性供需错位矛盾集中地暴露 出来，其结果不仅打乱了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整个国民经济因交通运输系统负担过重而不 能保持良好的运转状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加大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增大了农业 劳动力流动的经济障碍。
农业劳动力侯鸟式的流动方式实质上存在两个方面的深刻原因，一是城乡通开的平等的劳动 力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农民进城后难以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其实现定居式转移还存在制度 方面的严格限制。加之农村内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基本上还是空白，农民还必须把不放弃 所承包土地作为最基本的防风险手段。二是在劳动力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的条件下，农民离 乡进城寻找工作，往往更多的是依赖以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相当 数量的外出农民文化素质较低，对离家外出的地点和时间缺乏基本的选择能力，其外出的行 为方式只能摹仿先期外出打工的农民，这种情况是极为普遍的。从而不仅导致了农民外出在 时间和空间上的过度集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农民无序流动可能带来的弊端。
--农民过度集中的流动方式，加剧了低层次过度就业竞争的矛盾。由于农民外出时间和空 间都相对集中，尽管沿海大中城市和内地大城市内部就业增长已经明显减缓，但在较高的经 济收入预期的刺激下，大量农业劳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向其集中。结果是相当数量的农民进入 城市之后，并不能寻找到就业职位，只能成为新的城市贫民队伍中的成员，就业矛盾从农村 转移到城市之后不仅未能缓解，反而进一步有所加剧。在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一部 分人挺而走险，走上偷盗抢劫之路，由此成为恶化城市治安状况的不稳定因素。
导致上述矛盾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一是农民自身素质较低，生产技能差，就业选择空间狭窄 ，难以胜任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二是城市内部传统的就业方式、就业观念还缺乏实质性改 变，不平等的就业机制对进城农民表现出很强的排斥性，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 济结构，对农民进城平等择业仍然有很强的限制作用。三是我国城市内部重型化的产业结构 的调整进展不快，其就业容量相对较低的状况并未显著改变。加上城市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僵化，经济效益低下，导致不仅难以有效吸收城市内部不断增加的待业人员，而且 企业自身下岗职工的数量也迅速增大，这种状况势必对进城农民的就业形成较大压力。
--农民无组织的流动方式，导致了各种就业纠纷和冲突日渐增多。相当多的调查资料证实 ， 进城农民与用工单位及雇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明呈显上升趋势，并由此诱发了一些造成较大 危害和社会影响的恶性事件的发生。由于大量的农民是以无组织的方式进入城市的，其组织 化程度很低。犹如一盘散沙，缺乏依靠自己的组织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地方进城农民萌生了主要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带有帮会性质的非法组织，用不合法的方 式抗御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有的则进一步发展为危及社会安定的违法犯罪组织。其原因一 方面是进城农民素质差，法制意识淡薄、缺乏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本能力。另一方面 则是农民进城之后仍然不能改变受歧视的二等公民的身份，社会地位低下。合法权益受到侵 犯、超强度劳动、极为恶劣的工作环境、缺乏最起码的劳动保护条件、一克扣或拖欠工资、 随意侵犯人身自由，上述现象十分普遍，其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在缺乏通过正常渠道争取 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条件下，一些进城农民采取了以不合法对付不 合法，以对抗方式讨回公道的非正常方式，这是导致现实中许多矛盾趋于激化的一个重要原 因。
--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仍然维持着对进城农民不公平的政策歧视。尽管进入城市就 业 的农民日益增多，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但由于城乡分割 的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尚未从根本上突破，农民进城仍然面临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政策歧视 ，其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缺乏基本的政策和制度基础。具体而言，对进城农民争取就业机会 的政策歧视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务工证、暂住证等为手段抑制外来农民的就业 数量，实行事实上的进城农民配额控制。二是公布不断增加的限制使用进城民工的行业和工 种，或者增设限制性附加条件，对农民进城就业的范围进行严格控制。三是对进城民工征收 越过其经济承受能力的各种税费，通过加大就业成本削弱其就业竞争优势。四是在经济形势 不利的情况下，普遍以行政干预的强硬手段从城市清退进城农民，以牺牲农民利益的方式缓 解城市内部的就业矛盾。歧视性政策的普遍存在，不仅让进城农民始终不能摆脱不公平和不 平等的社会传统，严重挫伤其应当成为城市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对低效率传统 就业体制的保护也妨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直接限制了城市就业质量和就业效益的有 效提高。
上述分析表明，我们在充分肯定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过 程还存在各种问题与矛盾，特别是要深刻认识并把握导致这些问题与矛盾产生的体制、政策 和法律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化解矛盾的对策措施，使农业劳动力的流动逐 步成为一个稳定有序的过程。
五、促进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对策选择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农业劳动力流动更快发展，必须有赖于在体制和政策方面实 施一系列重大突破。
1、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
由于城市内部食品供给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已经在原有基础上 取得显著进展，传统户籍制度的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当前应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化改革 ，改革的基本目标应当是将以社会身份和出生地作为划分人口类型的传统户籍制度改造为以 职业和居住地作为划分人口类型的新户籍管理制度，核心是承认已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 的进城农民的社会地位，保障其拥有与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全法权益。为了防止农业劳动力 盲目涌向城市特别是涌入大城市，可根据城市的不同规模，设置一些有差别的经济门槛，将 造成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巨大刺激因素降低到经济上更合理的限度，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经济效率。如以稳定的收入来源、居住达到一定期限等为约束条件，发挥经济手段的调节 阀作用，对农业劳动力的流向、流量、流速实施有效的调控，在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 ，合理抑制农村人口对城市的过度冲击，实现城市和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2、加速发育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尽管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中介性服务组织，政府也在继续 加强这方面的组织协调功能。但从总体上评价，农业劳动力流动中的市场障碍仍然是严重的 ，突出的问题是市场分割、信息阻塞、组织化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业劳动力流动 的盲目性。因此，必须进一步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调控功能，促进有序化的转移。一是 要打破地区分割，形成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资源在合理流动基础上实现不同区 域之间的优化配置。二是加强信息网络和职业培训组织建设，提高为劳动力流动服务的能力 和质量，更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三是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 和健全市场规则与管理制度，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保障劳动力市场的高效有序运转。
3、探索建立农业劳动力就业保障制度。
要从根本上解决进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障问题，仅靠政策调整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 过制度创新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从现实出发，当前首先应抓紧推进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应加 快地方立法进程，制定专门性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对进城农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进行法律 规范和界定，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把进城农民合法权益纳入法律保护轨道。二是针对进 城农民的现实状况，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 制度，从根本上解除其后顾之忧。
4、促进农村劳务输出的产业化发展。
从本质上看，劳务输出是农民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发展选择，是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 的必然结果。相应地，对劳务输出的组织和推动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必须走产 业化发展的道路。应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培育技能培训，就业咨询和法律服务 等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产业实体，确保其产权关系明晰，运转机制灵活，具有高效率的服 务能力。进而使劳务输出逐步形成关联度强和功能完整的产业链，更有效地发挥对农村经济 发展的拉动作用。
5、进一步扩大乡镇企业的就业容量。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乡镇企业“遍地开 花”式的分散布局在发展过程中已逐步暴露出规模不经济、占用耕地多、污染难以治理等诸 多弊端，由此导致其吸收农业劳动力的增速相对降低。为此，必须创造条件推进乡镇企业的 合理集中，重点是把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及小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有效扩大 就业容量，形成农村内部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在加大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基础上，一方面通过 在小城镇开辟工业小区，辅之以较好的能源、交通、管道等配套设施，有效改善小城镇投资 环境，使之能够对城市工业扩散和乡镇企业集中产生双向引力。另一方面制定并实施地方性 法律法规，对农村内部新建企业布点实行有效的法律约束，严格限制乡镇企业布局分散现象 的继续发展，在显著提高乡镇企业集中化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小城镇的人口吸纳能力 ，减轻农村人口过度外流带来的城市扩大化的压力。
6、合理拓展农业内部的就业空间。
为了使农业劳动力转移成为一个有序的过程，不致因过度外流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剧烈震荡 ，必须合理调整农业发展政策，改善农业经营环境，提高农业比较效益，扩大农业的就业空 间，合理减轻农业内部的“外推力”。为此应有四个方面的政策选择：一是推进农村土地产 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探索建立农村内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逐步剪断已在城市获 得稳定就业机会的农民与耕地的联系，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增大农业的就业吸引力，二 是增加农业投资，推进技术进步，对耕地实施深度开发和立体种植，进一步延伸产前、产后 的产业链条，扩大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就业容量。三是以制度创新为基本手段，全面强化非耕 地资源综合开发的力度，在提高非耕地资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扩大其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 。四是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同时，合理安排更多的 农业劳动力就业。
7、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步伐。
现实表明，现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由于人口迅速增加，已经带来就业、交通、居住等方面矛 盾的日趋尖锐，运用经济手段合理抑制其人口急剧膨胀的速度已十分必要。应当看到，由于 不同城市经济包容度和人口消纳力差异甚大，在目前城市体系不全，结构失衡，中小城市发 育不充分的条件下，应当合理调整城市发展战略，选择一部分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中小 城市进行重点开发，促进产业构成的优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通过采取合理的开放政策引导 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将农业劳动力作为发展要素输入，既减轻现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 口和就业压力，又促使一批新的具有较强经济启动功能的中心城市得以形成，进而有效带动 区域经济增长，加快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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