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为什么集体性逃离
（唐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爆发非典。两大群体逃离京城，一是大学生，一是农民工。与大学生相比，农民工的逃 离似有更加不计成本的特点。据打来电话的农民工告知，因为火车票不好买，或是因为怕被 感染不敢去火车站，许多民工选择了成帮搭伙包租“金杯”、“伊维柯”。由于急着走的人 多，几乎每辆车都严重超载，包车费也成倍的上涨。一个河南农民，为要不要丢下工作，与 别人一起包车回老家征求我的意见。我问他，既然超载那么厉害，不怕路上出事吗？连火车 站都不敢去，就不怕在汽车上被别人传染吗？万一得了病，回家有医疗条件治疗吗？我还告 诉他，政府已经承诺免费为民工治疗非典；留在北京，只要不到处乱跑还是安全的；万一把 病毒带回家乡，后果不堪设想……对方回答说：“回老家心里头才能踏实下来”“我们和 你们北京人不一样，我们更害怕，要是在北京得了这个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回老家还能想 点办法”。许多民工选择了不顾一切的逃离,甚至拿不到工钱、丢掉千方百计找到的工作。 我调查的一个安徽保姆，丢下多方托人找到的工作,而且不顾雇主另外找人的威胁，坚决辞 工跑回家乡。虽然仅仅几天前她还在嘲笑北京人上超市戴口罩。
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一些群体为什么选择“不负责任”的逃离行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 么？在我们城市人看来，农民工不惜丢掉饭碗，不顾生命安全、经济损失，跑到缺医少药的 农村躲避非典的做法，是不值得和缺乏理性的行为，更何况逃离还可能导致疫情的进一步蔓 延。因此我们把农民工的逃离行动称之为“过度恐慌”和“非理性行为”。
很显然，对于怎么做才更有安全感，什么样的行为更符合生存理性，城市人和农民工的理解 是有差异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面对同样的疫情，为什么农民工显得比城 市人更“害怕”更恐慌？而且，为什么在远离城市先进的医疗制度，跑回贫困落后的家乡后 ，他们反倒会有“踏实”、“有点办法”的感觉？仅仅以农民工文化素质低来解释这一切， 我以为是不够的，在分析城市人和农民工的行为差异，以及他们的行为逻辑时，我们不能脱 离他们各自的生存和行为背景。因为人们的行动选择，是会受到种种如社会环境、社会结构 、制度，以及资源占有状况等等因素的制约的。非典爆发时，城市人更多地选择呆在家中， 这显然与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种种疾病防治经验，与他们相对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 ，与他们对城市社会的熟悉、依赖和信心，与他们在城市中能够享有包括医疗机构、单位、 社区等在内的种种制度援助和保护，当然也与他们大多数在非典期间仍然能享受政府的特别 保护，拿到全工资有关。同样，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始终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 会之外的生存环境，也肯定会对他们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的逃离行动，我认为至 少与以下结构性因素相关：
第一，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整体上文化水平相对城市人较低，特别是缺乏城市人通常拥 有的卫生健康生活方式的训练以及对一般的疾病和医疗常识的必要了解。第二，与城市相 对隔绝的信息传播系统。由于很少与城市社会交往，也很少通过城市的公共信息渠道获取有 关城市社会的信息，对于非典疫情的传播和严重性，农民工明显比城市人缺乏心理准备。这 也是农民工在4月20日非典疫情被公开发布后，骤然爆发恐慌情绪，大规模逃离北京的重要 原因。第三，对城市的公共资源和各种制度陌生，很少问津或从中受惠。这其中有农民工对 城市的制度适应性问题，也有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例如，不会利用城市的中介组织，习惯 于事事求人；不敢求助于城市的司法体系，更依赖亲属和同乡间的互助共济；有病很少去医 院，主要依靠同乡开办的“黑”诊所……对于既不熟悉，更不敢光顾城市医院的农民工来 说，城市优质的医疗体制是城市人的安全保障，与自己关系不大，政府免费为民工医治非典 的承诺实在超出他们的想象力。第四，农民工的健康和生存保障仍主要建立在乡土社会基础 上。迄今为止，农民工赖以排忧解难的仍然主要是他们所熟悉的乡土社会中低成本、低水平 的村民救助体系。例如民工子弟小学、民工医生、乡村诊所、乡村民间借贷，更重要的是还 有充满亲情乡情的同乡间的互助行为，等等。这些被城市人统统视为非法或落后的组织形式 ，事实上已经成为难以获得正式制度资源的农民和农民工们最有效、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和援 助体系。小病在城里看民工诊所，大病捱回县医院的做法在农民工当中相当普遍，农民工的 健康和生存需求，主要就是通过这类乡土社会中正式非正式的医疗制度实现的，他们脆弱的 安全感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于此我们知道，农民工的集体逃离行动，实际上与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与这种不平等 赋予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有关。并且，在面临非典威胁时，农民工和城市人对于在哪里更有安 全感的理解差异，与他们不同的生存环境有关：城市人对留在城市更可靠的判断，建立在他 们可以充分享受城市的各种资源的基础上；而农民工认为农村更“踏实”的看法，则是因为 城市的优质资源一直以来对他们都是相对封闭的，他们的安全保障系统在农村，尽管它很落 后，很脆弱，但毕竟存在。在城里人忙着到单位、社区领消毒水，领口罩、领中药时，在城 市的各种资源被高度动员、高度整合的情况下,同在一座城市中的农民工们显然游离其外,他 们当然会感到，当灾难临头时，自己在城市中被置于孤立无援、茫然无措的境地，逃离行动 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下。它在城市人看来是非理性的，对农民工来说，却是目的明确，且经 过思考和诸种利益的比较的。因为在城市不仅有疫情的威胁，还叠加有因缺乏社会支持而产 生的“不知该怎么办”的心理恐惧，然而回到家乡就回到了他们自己的社会支持体系中，会 有所安慰,“还能想点办法”。农民工的这种权衡难道说不是对安全和生存的一种合乎他们 自身生存理性的选择吗？可见，城市人的生存理性并不能代替农民工的生存理性。正如社会 学家科尔曼所言，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 来衡量。
农民工的集体性逃离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导致他们集 体性逃离的系统原因是什么，我们可能并十分不清楚。在我们责备农民工不顾扩散疫情，“ 擅自”逃离疫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时，城市社会是否也应当反思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无 论在非典发生之前或发生之后，我们可曾给过农民工安全感，给过他们帮助？既然农民工身 在城市，而不能分享城市的优质资源，那么，要求他们分担城市的疫情风险，要求他们与城 市患难与共，这是不现实的！我不支持农民工的集体性逃离行动，但我理解他们的逃离，并 且希望以后不再有类似的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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