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利益一体化关系
（唐灿 冯小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关于外来人口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通常更多关注的是二元结构下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人口与外来人口群体之间的紧张、冲突、排斥和隔膜。人口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口迁移通常会引发 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形势的紧张，这将会进一步导致原住居民，特别是下层社会居民与迁移人 口之间的竞争和对立（蔡日方，1998；梁茂信，199 6）。一些关注到城乡结合部地区当地社会与外来人口关系的学者，在描述这种关系时也倾 向于认为，二者虽有一定的经济联系，但彼此关系主要是“两个社区的叠加”（王汉生等， 1996）这一观点是王汉生先生在1996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上的发 言中阐述的。，或即使是混居在一起，也是“两张皮”的关系（李汉林，2001）。
但是，我们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外来人口大量聚集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当地居（农 ）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关系，已不能够仅仅放在二元结构的框架中加以描述，同时也不能用 一种简单的市场交换关系加以解释。在他们之间现呈现出一种更加复杂而多元的关系模式， 它表现为，一方面彼此间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有隔膜、反感，甚至对立的情绪；另一方面， 彼此在经济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又越来越多地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共存共荣的关系，我们把这种深刻的互利共存的关系称之为利益一体化关系。
近年来，对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并长期聚居在城乡结合部地区生存和发展这一现象可能 引发的体制和结构方面的变化，理论界给予了大量的关注。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特定制度 结构中发生并同时改变着这种制度结构的过程”（王汉生等，1997）也有学者指出，“在某 种意义上，农民工进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重新构建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的过 程”（李汉林，2001）对其引发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结果，学者们早有敏锐的觉察。李培林 在1995年指出，“它们的出现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创造了一个广阔的中间过渡地带”，他 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结构层次，并通过这个新的结构层次的扩大和推延来实现社会相对平 稳的重组”。另有学者引入西方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认为外来人口聚集区已经成为一个“ 新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超越了原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边界，如地域、部门等等，”“塑 造出在现有制度背景下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过程” （项飙，1996）。还有学者提出了“三元 社会”理论构想（李强）；有学者提出因农民流动，输入地的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利益正在凸 显出来的观点（“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2000）
本文仅以对城乡结合部地区与外来人口形成的利益一体化关系的实证研究，作为对上述观点 的支持和补充。在这里，我们将要描述和讨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这种利益一体化关系是怎样 形成的？在现有的二元体制下，双方又会以怎样的行动方式来保障共同利益的实现？这种新 的关系形式与城市原有关系格局的冲突会导致那些社会问题的产生？以及它对现有的社会理 论将会有那些新的提示，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可能具有哪些意义？等等。
对外来人口和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利益一体化的发现，源于我们从1995到1999年不到4年的时 间里，对北京市海淀、朝阳、丰台和石景山等4 区中从事废品回收业的外来人口的访谈，观 察和追踪调查。其间我们访谈了百余人，其中包括外来人口、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原住居（农 ）民、村乡两级干部、市场管理人员、有关行业主管人员、公安联防人员、政府职能部门的 负责人等等；还观察到大小事件30余起以上。本文的描述和发现均来自这些调查纪录，以及 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
一、利益一体化的形成
外来人口为什么以城乡结合部作为他们进城的落脚点？又是什么机制保障他们得以长久居住 于此？人口迁移理论认为，迁移者通常首先选择城镇的周围地带，这是人口流动的规律之一 （李强，1996）。国内的有关研究也认为，对农民来说，城乡结合部的进入障碍相对较小， 流动成本相对较低，制度管理不那么严格（黄公元，1998；项飚，1996）。这些研究无疑被 证明是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但我们以为，仅以单一的视角，还不能完全说明在具有强异质 排斥性的二元结构下，外来人口在城市得以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缘由。对此问题，我们更倾向 于认为，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聚居，事实上是他们和当地社会互相选择的结果，是彼此 互有需求，互相交换优势资源，互利互惠的过程。
城乡结合部地区对外来人口的优势如许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在于它在城市中所处的边缘位 置，以及由这种位置所带来的种种资源和人文环境，为大量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口提供了城市 规范的制度体系所不能提供的生存条件与发展空间。比如距城市较近，做生意尚属便利；有 大量空闲的可供自由租用的房屋和经营用地；低廉的租金；相对较多的就业机会；较为薄弱 和松散的社会控制和管理体系；以及这里对于初入城市的农民来说相对较为熟悉，可提供心 理缓冲过程的文化环境等等。一位河南籍的外来人口这样描述他80年代刚到北京市时的经历 ：“刚出北京站我就蒙了，都是楼房、汽车，我口袋里就剩下汽车票的钱，不敢在城里待着 ，直奔沥水桥。那会儿那里也土的很，我找着一个“打地平”的工作，管住，我这会儿心里 才踏实了。”我们调查过的外来人口多数有过这样的经历：“碰上过节，开个啥会呀，我们 就‘猫’在住的地儿不出来，安全！外头哪都是大沿儿帽，一进城就抓。” “浙江村”的 村民也曾对访问者介绍说，刚到北京时“租房多数人不办什么手续” “87、89年派出所赶 我们走，说我们是非法租屋，但想要租房只要给钱就行。”应当说，在外来人口受到城市社 会严格限制和挤压的政策环境下，城乡结合地区的上述种种便利，对外来人口来说，不仅意 味着生存的机会，而且也意味着某种保护。
城乡结合部对外来人口的接纳虽然是被动的，但也是一种心甘情愿的选择。外来人口的涌入 虽然给这一区域带来了纷乱的社会秩序，肮脏的环境等等，但也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利益。城 乡结合部地区的政府和居（农）民是最先发现外来人口的积极作用的。自外来人口大量出现 后，经营外来人口生活和工作的各项事务就成为这一地域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首先，出租房 屋和土地（又被称为是“吃瓦片”）迅速成为这一地域无论是单位、集体，还是居（农） 民家庭的重要而稳定的收入来源。在我们调查过的几个村中，80%以上的居（农）民都是房 租的直接受益者。为了增加房租收入，一些村庄大量盖房，住宅面积不断蚕食已所剩无几的 耕地；村民在房前房后见缝插针式的建房造屋行动比比皆是。在一些地区，已被国家征用但 尚未开发的土地被个人和集体非法占用，盖房出租的做法比比皆是。在B村，几个被访的本 地人承认，只房租收入即可占家庭总收入的近半。而另据租房的外地人估算，当地每户居（ 农）民每月的房租收入至少不低于1000元，一般在2000元左右。而在外地人大量涌入该村前 ，这个村农业收入因土地面积的不断减少而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他工副业也因资金、项 目等原因举步维艰，“做什么买卖都赔”，村中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可现在，该村已放 弃了发展其他村办企业的想法，改为全力发展以为外来人口提供住房、用地为内容的经营项 目，据说不包括村民的个人租房收入，仅村集体经济只此一项的年收入就可达到100万元。 一些当地居（农）民既无土地，又不外出工作，纯粹靠房租过着舒适和悠闲的日子，成为地 地道道的依靠“吃瓦片”为生的“食租阶层”（周大鸣，2001）。关于“浙江村”的研究也 证明了房租收入对城乡结合部地区的重要性，“对当地农村居民来说，出租房屋获得的经济 收益是很有吸引力的”，“房租收入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一项主要经济收入。浙江工商户的 聚居，不仅是他们自身利益之所在，而且成为当地居民利益之所在。”（王汉生等，1997）
收取外来人口管理的各种费用，如摊位费、经营费、执照费、管理费、水电费等等也是城乡 结合部地区集体和某些部门的重要收入。D乡下属一家企业，原来连年亏损，自从被授权“ 搞活” ，负责开发、管理外来人口经营的废品回收市场后，“乡里在这中间的利益就‘海 ’了去了"连同收取房地租和各种费税，该企业最高时年收入据说曾达到过近5000万元，成 为D乡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乡里吃大肉，村里吃小鱼。”各村也从收取卫生费、私建 货场、管理与货场配套的其他外来人口经营的服务项目中获得不菲的收入。D乡下属一个行 政村的市场负责人对我们说“我给村里带来了繁荣，现在村里人家里用的，碗儿里吃的多一 半是从这儿（指货场和收费等）里来的”该村的会计也很实在地告诉我们：“外地人在这儿 也烦，挺脏，乱哄哄的，治安问题挺多。可好处也是明摆着的。我们不愿被取缔（指货场） ，不愿少了房租这一头。有一好没两好”。从这里我们看到，城乡结合部地区走的是同沿海 地区的农村大致相类似的发展道路，后者是依靠招商引资，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城 乡结合部则是依靠外来人口的进入，从而找到了一条迅速提高收益、积累资金、富裕人民生 活的途径。
于此，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长期驻留并不是他们一厢情愿的选 择，而是他们与该地区彼此选择、共同受益的结果，是两种利益需求的联姻。无论两者在社 会身份和社会心理上还存在着怎样大的差别，还存在着怎样的隔膜和紧张，事实上，他们在 各自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相互需要和相互适应，已经形成了深刻的利益共享和相 互依赖的关系，而这种一体化的利益关系才是外来人口得以在城乡结合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 机制所在。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外来人口为什么会对城乡结合部地区有那么强的“ 区位黏着性”（王汉生等，1997）；才会理解“浙江村”为什么会那么顽强地在大红门地区 生存，能够拆了又建；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即使动员了市政府的权威，在拆迁小小的“河南 村”的问题上仍会障碍重重。
二、非正式、非制度化的利益共同体
外来人口和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利益一体化关系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向分割的城市和 农村这两个结构板块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互动模式。它的出现是城乡结合部地区利用 体制内的优势资源在体制外谋求利益，以及外来人口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顽强地拓展和创造 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两种行动相互交汇的结果。而他们之间的非正式、非制度化的利益共同体 ，则是他们在体制外共同实现各自利益的一种保障。
所谓非正式、非制度化的利益共同体，是指双方在理性估算的基础上，通常以默契、自发的 方式形成的类似利益联盟式的行动体，互利共存是这个行动体中利益不同的双方联合在一起 的动力所在。利益关联的任何一方为了谋求己方的利益，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和保护 另一方的利益，不能不维护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房东要在大检查时设法保护房客的居住 合法性；基层政府要设法在不利的情况下保护外来经营者的经营合法性，外来人口也要为当 地的资源提供者严守种种秘密，等等。这种合作行为通常没有，也无法通过正式的协商和制 度形式加以要求和固定化，农民们深谙他们彼此间相互帮衬，相互依存的道理，用一位外来 人口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他得着，你不是才能得着？”在这里，我们把这种有意识的互 利互惠的行为看作是一种非正式的约定，是一种有目标的社会行动，是一种以利益为纽带的 类共同体式的关系结构。在城乡结合部地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该地区与外来人口以这种默 契的行动体的方式，共同对付来自体制内的各种不利于他们的政策和压力，实现对一体化利 益的自我保护。
例如，在前面提到的D乡，当地政府和市场管理人员，乃至村民，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一 直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要求废品回收市场拆迁，要求驱散外来人口的种种压力。为此乡里各 级组织，各个部门统一步调，统一口径，甚至采用对外封闭的方法，拒绝与任何来访者交流 信息。对付“上边”，他们一方面采用讲理的办法，摆得到桌面上的道理有，“外地人怎么 就不能待这儿了？外地人也为北京做贡献。”“取缔了市场，乡里没有更好的投资项目。” 等等；摆不到桌面上的就是斥责相关部门红眼病等。另一方面，他们也采用种种瞒天过海的 应付手段，如突击清扫卫生，隐报利润，隐报外来人口数字，隐报区内各种治安事件，为外 来人口通风报信等等。基于自身的利益，外来人口对乡里顶不顶得住“上边”的压力，对来 自“上边”的每一次检查的结果，对市场的前景，同样表现出积极关心，甚至部分参与的态 度。对乡里应付检查的种种造假行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配合的。对村里的治安事件， 许多外来人口同当地人一样，对外人守口如瓶。我们曾观察到一个事件，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至深。一次，当地通知外地的货场主们，因有人告状说外来人口给当地带来了卫生脏乱差和 秩序混乱的问题，近日市里有领导要来视察，要他们赶快组织人收拾货场，拓宽街道。货场 主们当即领命，雇人大干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将原来推积如山、码放混乱的废品，整整齐齐 的沿道路重新码放了一遍，还把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在这里，我们感到的似乎并不仅仅是 简单的城市与外来农民的分离和对抗，相反的是他们的默契、联合，是一种含含混混的联合 体的存在，而处于对立面的则是城市的管理者。虽然D乡的绝大部分外来人口最终随着废品 回收市场的拆迁而被驱散，但在该乡和外来人口与“上边”对恃的几年间，该乡大大提高了 当地人口的平均收入，增加了集体经济的实力，已获取了足以支持其向比较正规和主流产业 领域转移的资本积累，问题仅在于如何实现这种转移。与此同时，许多外来人口也摆脱了在 城市中频繁的流徙，得以休生养息，降低经营成本，积累下了日后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所必 需的资金、经验和新的社会关系资源。
类似的例子在许多存有利益关系的地方也都可以找到，如房东在检查中为无证的外来人口隐 瞒作假，以自己的身份为外来人口买车、买手机等等行为担保；外来人口为市场管理人员“ 挡事儿”（指隐瞒、拒访等）；为应付检查心甘情愿地花钱、搭精力为当地或市场做粉饰工 作……当然，这其中的大部分行为是由“互利共存”的动机驱使，但也有不少已从单纯的 利益交往发展而为跨越身份边界的新的情感选择，开始形成新的社会认同（唐灿、冯小双， 2000）。
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和外来人口的利益共同体中，城乡结合部无疑是具有更多优势、不可替代 的资源，从而发挥更主要作用的一方。我们注意到，在维护一体化利益的过程中，一些城乡 结合部地区的基层组织，包括一些职能部门，其部分职能已经开始出现转变，从城市的基层 管理者渐次发展成为同时协助外来人口规避种种城市政策和制度风险的庇护者，或“帮办” 。外来人口是这个共同体的弱势一方，他们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联合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缺乏 制度认同，缺乏选择，而不得不求助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制度性信任”（李汉林，2001） ；同时由于他们对外缺少抗拒压力、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他们的责任注定要向内部转移， 所以他们是利益关系中常被欺负、掠夺的一端。如每次应付突击检查的费用大部分最终都转 嫁到外来人口身上，基层种种管理方面的漏洞也常常由外来人口承担，等等。
三、一体化的利益关系下的社会问题
外来人口与城乡结合部的这种新的关系形式，既打破了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关系模式，也打破 了城市社会的管理体制。这一方面会导致社会中一个新的利益主体，一个新的社会关系模式 的出现；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结构性冲突”，带来种种城市管理方面 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它们表现在：
(1）城市政府对外来人口进行管理的一些政策、措施难以通过现有的社会管理系统（如乡村 两级组织）得到有效的传递。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一些市区有关部门在同我们提及某些 城乡结合部地区时，往往会显出一副神秘而又无奈的神情，对“下边”提供的与外来人口有 关的数字多半并不相信。对发生在本区的外来人口问题，甚至还要向我们这些调查者求询。 我们在许多地方也曾观察到这样一些现象，每每市区政府布置突击检查等，未及行动，消息 便不胫而走。应当说，管理链条在基层的断裂，客观上为外来人口规避城市社会的控制和管 理提供了可能性。
(2）利益共同体内的相互包庇行为大量产生，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力在城乡结合部地区普遍下 降。我们多次见到、听到这样情况：房东们对房客们的用水用电情况（因含在房费中）大都 十分在意，但对一些房客堆放在院中的明显为国家禁止私人收购的物品，如甚至成盘的军用 电缆、成麻袋的崭新的水龙头和钢管等物则视若无睹，漠不关心。此外，房东遇有关部门查 抄时窝藏房客的赃物和违法违禁物品；帮助房客盗电；协助外来人口找关系、找门路从事违 法经营；甚至与外来人口合谋行贿，从中渔利……类似现象在城乡结合部颇为常见。
(3）相互利用，相互交换优势资源的行为普遍化。政府公职人员和一些基层组织负责人的腐 败，甚至与违法犯罪分子的勾结难以避免。进一步导致了政府在外来人口的管理上的“软弱 性”。由于没有制度可依靠，因此，遇事找关系，找关系要花钱，成了外来人口在城市生存 和发展的过程中“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的基本思路和通行法则。这不但使得权钱交易大量 充斥于城乡结合部地区（一河南人形象地说：“没有不花钱能办成的事，也没有花钱办不成 的事。”他甚至提出，有办法帮我们的孩子上重点中学，只要钱就什么都摆的平 。）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专事帮外来人口与政府各个部门打交道，以钱换取各种关系资源和好处的掮客 ，外来人口称他们是“小混混”。虽然他们非常看不起这些不务正业、到处钻空子的“小混 混”但除了这些人编织和安排的关系系统，他们别无所靠。在调查中，我们曾目睹和亲身经 历了几场外来人口的“官司”及解决过程，很快便发现，与正式渠道并行的那条以“混混” ，为中介，以钱权为交易的，通行于外来人口中的非正式系统似乎运作的更加迅速、有效。
上述问题应该说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直接的后果就是城乡结合部地区日趋成为政府和社会难 以控制和管理的灰色地带，失控和失序状况严重，违法乱纪犯罪现象大量滋生，而外来人口 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利益一体化关系应当说为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庇护机制。
四、讨论
外来人口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利益一体化现象不仅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而且其中蕴含着的 种种新的经济和制度因素也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新的制度和结构形式或许就孕育于失控 的和示范的社会过程中。
如前所述，外来人口与城乡结合部地区形成的利益一体化关系，是在外来人口长期生活、就 业于城乡结合部--这一城市管理薄弱地区的背景下，二者相互交换优势资源，共同在体制 外谋求自身利益的结果。由于一方面这种关系具有显著的非制度化倾向；另一方面，这种关 系又突破了在二元结构下相互分离，相互封闭的城乡社会关系结构，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建立 了以利益为纽带的穿越城乡分界线的新的社会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在体制 外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式样。通过这种联系，相互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结合部地区 正在实现缓慢的重组。于此，城乡结合部也不再仅限于自然的地理概念，而有可能成为在二 元结构中楔入的一个新的结构层次。
虽然在外来人口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利益一体化关系中也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交换，但是在 外来人口受到制度挤压和限制情况下，这种关系还是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环境，最大限度地为 外来人口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应当说，这是一条对外来人口来说代价较小， 比较可行的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的途径。于此受益的还有城乡结合部地区，众所周知，城市 边缘地区在近年来飞速发展的城市经济中是受益极为有限的部分，由于农业劳动回报率的低 下，以及在资金、技术、人才等等方面处于资源劣势，城市边缘地区与城市中心地区的发展 愈加不平衡。外来人口的聚集无疑为这一地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市场，无论集体或个人，都 以其独特的资源条件在这一新兴的产业中受益。于此我们认为，外来人口与城乡结合部的利 益关系就其功能而言，它在外来人口和城市边缘地区都无法或较少受惠于城市发展的情况下 ，以彼此互惠的方式同时激活了双方的市场，实现了经济上的自助和自救。
外来人口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利益一体化关系也使我们产生了对于整合模式的思考。关于迁 移者整合于移入地的观点，大都基于“融入论”或同化理论，即迁移者只有通过学习移入地 社会的规则习惯，通过教育和职业上的成就，获得移入地社会的认可，才能最终融入移入地 社会。而利益一体化关系提示了另外一种整合模式，即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经济活动可以依 存于一种适合并能接纳他们的新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在这种结构中，外来人口能够保持自己 特定的社会联系、亲属网络等等重要的自身资源，可以以较小的成本，较迅速的方式在城市 社会中立足并逐步获得成功。在城市社会仍对外来人口实行封闭，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 途径仍然狭窄，外来人口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丰富现有的结构层次，通过外来人口与 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互利合作，或许也是外来人口整合于城市社会的一种重要途径。包含于这 种整合模式中的政策含义是，在逐步减少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政策限制的同时，应当赋予城市 边缘地带在微观经济和社会环境上更大的自主权。
城乡结合部地区正在发生的社会问题提醒我们，在评价这一关系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特 别关注并努力引导和规范这种关系形式，使之合理的纳入法制的轨道。依靠简单地割断二者 之间的联系（如清理、驱赶外来人口）的方法来解决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是既不可能也不必 要的。我们调查和接触过的外来人口大都有过因清理整顿而辗转于城乡接合部各个地区的经 历。它们既不可能完全进入城市也不愿退回劳力过剩、贫穷落后的农村，这已是事实。种种 游离于现存体制之外的行为方式，实质有着其内在的合理性。改变城乡结合部地区目前的失 控和失序状态，我们以为，基本的思路首先应当建立在承认并接纳这一区域的关系和利益已 出现多样化的事实基础上，调整和改变现有的不适应新的变化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例如 ，承认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建立居住区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对这一地区的严格的社会 控制制度，改变这一地区社会控制薄弱的现象；可考虑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实施政府目标管理 的方式，政府抓大放小，对乡村两极的一些微观经济活动尽量予以放手，等等。如此才能审 时度势，适应并逐步发现和建立新的、有效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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