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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办事、我放心”，这是基于平等社会的契约精神才有效，显然在大清国很难做到。时髦的公司制下，代理人的腐败依然如同割不断的癌症般，四处蔓延
伍廷芳相当地郁闷。
这位中国铁路公司（Chinese Railway Company）的总经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津（天津）沽（大沽）铁路上市后，没有受到投资界的欢迎。
铁路的光明“钱景”已经明摆在招股章程中。这可是大清国的第一份招股章程：已经营运的开平到阎庄一段，共长44.8公里，已将“唐胥铁路”（唐山-胥各庄段）更名为“唐芦铁路”，仅运煤一项，每年就能确保3万两的营业收入，灰石杂货等可得1万至2万两，搭客也可得万余两，而养路的成本约2万到3万两，因此效益颇丰，分红可达5厘（5%）到1分（10%）。如果再将铁路延伸到天津、大沽，所经盐场、乡镇和轮船码头很多，获利能力将大大上升，“未可量也”。
公司为此还特别将原来的名称“开平铁路公司”改为更响亮的“中国铁路公司”，面向社会全面招股100万两，每股100两。“各官绅商民，均可附股，不居多寡，听其自便。”
李鸿章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亲自拟定“招股开路示略”，刊登在《申报》上，广泛动员民营资本入股，几近诅咒发誓表态公司绝对是独立经营，不受政府的干预：“该公司所办之事，全照生意规矩，官但维持保护，随时督饬该公司认真筹办，必令取信商民，经久无弊……该公司应办各事，悉令照西国公司通例，由众商董等公议，官只防其弊，不侵其权。”
在招股章程中，解释了公司名称更改的原因，“本公司铁路始于开平唐山，故名为开平铁路公司。今既推至津沽，所经乡镇，地名不一，若泥于开平二字，似不相称，拟仿轮船局电报局之例，不另取名目，即名为中国铁路公司”。
然而，李鸿章和伍廷芳很快发现，媚眼似乎都做给瞎子看了，无人喝彩，甚至无人理会。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采访了天津的投资者们，询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附股投资，回答非常明确：“我们不相信这班官员们”。
投资者们说，自己曾经在招商局投资，但招商局从来没有就资产处理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公司的业务毫无发言权，铁路公司也完全可能如此。（有关招商局的故事，请参阅本专栏此前文章）
《北华捷报》认为：“天津的资本家和商人们很愿意筹集筑路所需要的全部股金，但条件是必须保证所投资金不被剥夺，并让他们取得对企业应有的管理权。”
吊诡的是，天津当地的富豪们虽然毫不信任政府所指派的企业管理者，却十分信任在天津的一位俄国商人，如果这位俄国人能担任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他们一定愿意投资。
显然，李鸿章乃至公众绝对无法接受一位俄国人，充当“中国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官、商谈不拢，李鸿章只筹集到了10.85 万两，只好另想办法，转而动员更为传统、对政府更有向心力的山西票号和盐商。这些人本是政府眼中的乖乖宝，这次却也犯拧，出于同样的顾虑不愿意投资。无奈之下，李鸿章只好再度求助于外资银行，“借外债以兴大利”。《北华捷报》说，这令李鸿章颜面扫地，因为他曾经夸口说要靠中国的自有资本修建铁路，不求助于外人。
《申报》感慨道，利益颇丰的铁路，在中国推行如此艰难，有多方面的原因。对于百姓来说是观念问题，《北华捷报》也注意到了津沽铁路遇到的当地盐民和乡民的激烈抵抗，认为“不容易战胜愚昧、笨拙，克服地保和地主们的狂热”；而对于投资者来说，则是信用问题：他们被“昔年各局厂所集公司股份有名无实，入股者无不付之东流”弄怕了，“覆辙非远，人终栗栗寒心”。于是，“贫者既无可措资，富者亦观望不前”。
“你办事、我放心”，这是基于平等社会的契约精神才有效，显然在大清国很难做到。时髦的公司制下，代理人的腐败依然如同割不断的癌症般，四处蔓延。“奸狡之徒，倚官仗势，招股既成，视如己物，大权独揽，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挥霍如粪土。驯至大局破坏，不可收拾，巨万资金，化为乌有，甘受众人唾骂。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于此，于是人人视为畏途。”
梁启超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中感叹道：“人人皆先私而后公，与此种新式企业之性质，实不能相容。故小办则小败，大办则大败。即至优之业，幸而不败者，亦终不能以发达”，“阻公司之发达者，则职员与股东，实分任其咎也。”
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则深入分析了大清国公司制中看不中用的“不举”问题，他说：“夫外洋公司所以无不举者，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也。中国公司所以无一举者，众志漓，章程舛，禁约驰，筹划疏也。”
著名的日本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在1895年就认为，中国的腐败并不限于官场，而是全民性的。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国都危了，何况小小的企业和行业呢？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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