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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做了回铁路的代言人及改革的代言人，其收获便是大清国从此不再为“是否”修建铁路而争论，转移到为“如何”修建铁路吵闹了
慈禧太后一定经常很郁闷。
一切新生事物，比如电灯，她如果敢于率先垂范，后人就说是她贪图享受，而如果她不敢率先垂范，后人又说她保守、颟顸，连个电灯都不敢用。
权力的代价之一，就是不可能讨所有人的欢心，甚至很多时候不能讨大多数人的欢心。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少争论、不争论，耳根清净。
慈禧太后当然立场坚定，坚持大清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至于内心的郁闷，最多私下和亲近的“女官”如德龄辈发发牢骚：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而做个手握重权、睥睨群雄的女领导，难上加难。
这回，慈禧太后玩大了，她居然鼓捣出了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以长度来看，绝对是 “超短裙”，只有1510.4米，与今日许多主题公园的轨道观光线路相仿。但这却是世界上规格最高的游乐场铁路，穿行在世界最古老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权力中心：中南海。
这么条“超短裙”式的铁路，分成了两期进行建设。第一期从中海的瀛秀园门外修通到紫光阁、时应宫一带，称“紫光阁铁路”；第二期则继续向北延伸，穿福华门（中南海北门），入北海的阳泽门（北海西南门），再沿北海西岸北行至极乐世界转向东，又自龙泽亭以北，经阐福寺、浴兰轩、大西天、至终点站镜清斋，称“北海铁路”。全路统称“西苑铁路”。
毫无疑问，在1888年的大清帝国，皇宫内苑出现了这样一条铁路，无异于今日在庄严的主席台上身穿超短裙亮相。
此时，围绕着铁路建设，一场思想与利益的交锋正席卷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清官场。点火的人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他在艰难地完成了津沽铁路后（参阅本专栏上期文章《雪珥：你办事，我不放心》），计划向西延伸，把铁路修到京郊的通州（津通铁路），“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这下子等于捅了马蜂窝，不少京官们终于逮住了机会，既能表现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怀，又能顺便给如日中天的李鸿章下绊脚、点眼药。
尚书翁同龢、奎润，阁学文治，学士徐会沣，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仁守等纷纷上折，担心津通铁路一旦建成，京师“洞开门户”，一旦有变，外人将“风驰电走，朝夕可至”，李鸿章一时简直成了里通外国的汉奸。除了“资敌”的可怕罪名外，他们还担心铁路“扰民”，因其将破坏民间“庐舍丘墓”，同时，也担心造成贩夫走卒们的失业。
为了化解质疑，中央下令向各省督抚们征求意见，在高级干部中展开一场大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建议修建“西苑铁路”。他在报告中说：“直隶按察使前津海关道周馥，候补道潘骏德与法国新盛公司德威尼订购洋轮坐车六辆，丹特火机车一辆，并铁轨七里余，业经派委道员潘骏德同弁员匠役人等押运入都，经海军衙门验收在案”。
李鸿章献车，被后世的主流史家大多解释为献媚邀宠，这样的分析显然有点心理阴暗——铁路当时并非什么公认的“享受品”，而是个烫手的山芋，很多反对者认为其会破坏风水，甚至阻遏龙脉，如今“李大架子”（李身高1.80米）把这玩意弄进庄严的机枢重地，在警惕性极高的人眼中，其居心十分可疑。这样的“献车”，哪里是什么“献媚”，简直就是“献霉”，李鸿章其实是担了大风险的。
吊诡的是，被后世描绘为昏庸、贪婪、凶残的慈禧太后，居然毫不迟疑地将这个烫手的山芋接了过去，而且欣然命令立即动工。为此，建设者们在北海的西岸和北岸，大兴土木，修桥铺路，甚至还在镜清斋门前建了小型火车站。
紫光阁段完成时，正是1888年的年底，铁路大讨论正是热烈的时候。李鸿章把那批法国列车全部运到北京，整整六辆豪华车厢，“上等级好车一辆，上等坐车二辆，陈设华美，制作精工中等坐车二辆，行李车一辆，亦俱材质光洁”，加上车头和铁轨等，才花了6000两，“实不敷工料运脚之数”，“洋商德威尼等承办轮车赔银过多”。原来，法国人听说这是为中国皇室准备的，“代言人”就是伟大的太后陛下，十分兴奋，努力巴结，要在这大清国好好地做一次行销广告，只收了材料费。
就在朝廷上下为铁路争得头破血流时，慈禧太后移居西苑中海。西苑铁路大大扩大了慈禧的活动范围，仪銮殿成了她的卧室（寝宫）、镜清斋则成了餐厅（膳所），每天乘坐火车往返，便捷舒适。只是，这列火车只配备了车厢，而没有蒸汽机车牵引，“每车以内监四人贯绳曳之”。时人有诗曰：
宫奴左右引黃幡，
轨道直铺瀛秀园，
日午御餐传北海，
飙轮直过福华门。
那些因这条铁路而指责慈禧腐败的人，又因此嘲讽她愚昧：怕机车的嘶吼会破坏风水气脉。
其实，彼时真以为铁路会破坏风水的人，已经不多了，无非是将风水气脉之类吊在嘴边当幌子和武器。慈禧太后不用蒸汽机车，当然不是出于对风水的担忧，否则何必修建铁路呢？其或许是不愿听机车的喧嚣，果如此，这倒符合环保的理念，但或许更多的还是不想过于刺激那些反对者，毕竟蒸汽机开动起来的动静太大了。在她的位置上，重点和难点就是掌握火候与分寸，既让大清国的火车前进，又不能出轨，点到为止。
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这条“腐败”铁路建设开通后，中央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接连批准了包括津通铁路在内的多条铁路的建设，明确宣布铁路为“自强要策”，斥责反对铁路的干部们“偏执成见，不达时务”。
慈禧做了回铁路的代言人及改革的代言人，其收获便是大清国从此不再为“是否”修建铁路而争论，转移到为“如何”修建铁路吵闹了。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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