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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轮货币政策转向之初，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要“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然而，这一轮调控没有做到“预调”，“微调”因而也不是好选项。
央行掌握货币政策，和司机掌握方向盘的道理一模一样：如果车头偏向左边了，司机就把方向盘往右转一点；如果车头偏右了，就往左转一点。如果司机在车头偏离正前方的第一时间就出手转动方向盘，那么他只需要转动一点点就行了。如果司机几秒钟之后才出手，那么车头肯定已经偏离了更多，车身甚至也离开了正常的车道。在这种情况下，司机只转动一点点方向盘就是不够的了。他必须加大力度，让方向盘转更大的角度。可见，
“预调”是“微调”的前提
货币政策也一样。央行如果做到了“预调”，那么“微调”是最好的选项。如果央行反应迟了，那么“微调”就不再是最好的选项，货币政策应该加大力度。因此，当前央行如何拿捏货币政策转向的力度，取决于对今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估。特别是评估这一轮转向有没有做到“预调”。
央行的货币政策总是“反应太慢、力度太猛”。2008年底为了拯救危机后的经济，货币政策力度过大，2009年上半年就应该适度调整。可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延续到2009年底，整整迟到了三个季度。存款准备金率从2010年初才开始提高。2010年全年，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存准率”）提高了6次。其中，大型金融机构存准率提高3%，中小金融机构存准率提高0.5%。
过度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逐渐被物价上涨消耗掉，货币政策调整的结果也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到2011年年初，货币政策的力度已经不小，最佳选项是多看少动，“让射出去的子弹飞一会儿再说”（《Let the Bullets Fly》）。
可是从2011年初开始，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却莫名其妙地加码。仅上半年，存准率就提高了6次，频率比前一年加快了一倍；覆盖面也不仅限于大型金融机构，而是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全都提高了3%，两类金融机构存准率分别达到21.5%和18%。就这样，当央行让货币政策快速回归“正常化”的时候，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矫枉过正了。矫枉过正的典型信号，就是小微企业纯粹因为流动资金困难而关门、跑路。
如果今年以来一直按照“预调微调”的标准来执行货币政策，那么在存准率的后6次、高达3个百分点的调整当中，可能有半数以上不会发生。如果以我在本专栏两次警示“货币政策过度紧缩风险”的时点来计算（今年2月和4月），这一次货币政策从紧缩转向中性又迟到了三个季度。因此，当前货币政策的转向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预调”。有鉴于当前的货币政策转向再次迟到，因此，
当前的转向不应该拘泥于“微调”
“预调”和“微调”是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应该追求的目标。央行提出这两个目标，说明决策者们不仅已经认识到当前货币政策具有“总是反应太慢、总是力度太猛”的缺陷，而且有愿望改变这种状况。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以至于央行提出这个目标已经是一个进步。
但是，从“太慢太猛”到“预调微调”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如果生硬地转变，可能还不如不转变。例如，在当前货币政策转向迟到了三个季度的情况下，如果再拘泥于“微调”教条，结果一定是进一步延误调控的时机，导致货币政策“太晚太乏力”。这比“太迟太猛”还糟糕。
有鉴于此，为了让市场流动性维持稳定，在未来一个季度，货币政策很可能还需要再次放松存准率一到两次，每次调整半个百分点的幅度。在元旦和春节两节之间，有不少企业及其雇员需要了解债权与债务。因此，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会有明显增加。这当然需要兼顾存准率工具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搭配，以及当时跨国资金流动状况。不过，货币政策在转向之初加大力度，总是比几个月之后加大力度更好。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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