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体维护农民权益的多元化意义----以《南方周末》为例
（李异平 作者单位：暨南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修改后的农业法新增了“农民权益保护一章”，共二十条。说明保护农民权益已成为国家决 策者们的重大课题。然而，一部新法律的实行，往往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宣传的问题，即 让农民和有关执法人员了解新法之“新”，掌握它并运用它来维护农民的权益；二是实施的 问题，在农民依照新法维护自己权益受到阻碍时，有关部门和社会应得到及时的反馈，及时 地给予法律和舆论上的援助。因此，笔者认为，保护农民权益，首当其冲的是要给予他们在 媒介方面的公平待遇。作为党的喉舌，媒介在宣传农业法和维护农民权益两个方面都有着不 可推卸的责任。媒介充当维护农民权益的先行者，其意义在于：它可以设定议程，使整个舆 论聚焦于制度缺陷带来的社会不公，从而引导决策层从制度建设入手，消除城乡结构失衡带 来的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政治身份与经济地位的双重落差；其次，利用媒体的权威性与公开 性拓展农民权益维护的领域，以达成整个社会共识；更重要的是，媒体可以为维护农民权益 提供话语权和知情权，抨击侵犯农民利益的人和藐视新农民法的官员，让农民在自己的权益 受到侵犯时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城市居民已进入信息化社会，而农民则仍然由于人们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而被孤立于公民权 的语境之外。保护农民权益，就是要让他们首先分享信息渠道的资源。否则，农民以上塔吊 的方式甚至以自杀来告知社会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的现象还会延续下去。
一、媒体介入制度建设确保社会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城乡二元 结构却将中国人生来就分成城市人和农村人,导致了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政治身份与经济地 位的双重落差，使农民在教育、就业、保障等公共政策上都不能享受与城市人一样的待遇。 旧的制度和政策养成了一大批国家职员歧视农民的思维定势,社会的不公平长期以来已被人 们习以为常，例如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于城市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不到国家的投资等 。目前，在决策层已经达成共识：解决“三农问题”是保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打 破城乡二元结构因而被当作整个施政战略中的重中之重。然而，任何均势的打破都有一个渐 进的过程。建构新的思想观念、改变对农民的态度、废弃旧的办事方法都意味着个人价值观 的冲突与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介入，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对潜在的社 会意愿转化为明智而理性的制度改革措施起到驱动力的作用。
制度改革必须与打破观念障碍同行，媒体首要的任务是反映制度矛盾，批判人们思想中存在 的对城乡壁垒和农民与城市居民不公平身份认同的错误价值观。从2000年开始，媒体开始挑 战中国的城乡分割制度。如《南方周末》刊登了《“三农”问题的病症和处方》（2000.8.2 4）。该文引述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的话指出：“国家需要全面推进综合 配套改革来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在认识上，理论界对三农问题一直没有足够重视。从８０年 代末开始，政策理论界和其他有关方面城市倾向严重，不仅没有采纳开通城乡的观点，而且 照搬西方，把“三农”问题技术化为单纯的农业问题，比如对乡镇企业的限制和对农民外出 打工的排斥，强调农民应该回到土地上精耕细作等等。这个理论导向上的失误造成了“三农 ”问题在政策上没有得到很好体现，出现了许多负面影响”。该文尖锐地批评了过去的改革 决策，指出了现有制度的缺陷，对决策失误起到一种匡正作用。与此同时，《南方周末》在 头版抓住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小城镇建设等与制度建设有关的问题进行连续报道（见 2001.6.14、2000.10.12等），倡导废除旧的规章制度，建立新的城乡关系。《中国户籍制 度悄悄改革》（2001.8.30）分析了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民不公平待遇的根源。该文提出，要 废除“农转非”计划指标政策、实现户口自由迁徒、剥离附加在户口管理上的行政管理职能 。在现实中，中央早于1998年24号文中就规定，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职业或者生活来 源的人，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但城里人对农村人进城仍然表现出强大的的抗拒力。在浙江 省奉化，甚至连教委为了收取借读费都反对户籍制度改革。2003年，在广州这个被认为是中 国比较现代化的城市里，发生了孙志刚因外出打工被收容并被收容人员打死的人间悲剧。20 03年5月中国媒体（包括网络）就孙志刚之死发起了一场撼动国家行政法规权威、保护公民 人身权利的舆论攻势。在舆论界的强势报道下，孙志刚的死牵出了中国公民首次对国务院制 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违宪审查建议并导致实行了40年的该法规被废除 。这个事件证明，媒介作为社会理性力量的代表可以促使人们对国家机构所制定的一系列对 农民歧视的规定如暂住证制度、如影相随的土地负担、以户籍身份为前提的公务员录用制等 等进行拷问。据报道，2003年取消农村与非农村户口的性质划分已经在决策者的酝酿之中。 可见，国家政治民主的提高与媒介的开放度相辅相成。据统计，全国约有9600万的农民工， 要使国家政策更多地体现他们的利益，让他们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还 得使掌握着政策和权利的城市人形成保护农民权益的整体意识，消除他们在心理上对农民的 歧视态度，这个过程没有有效的舆论监督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利用传媒的权威性拓展农民权益保护的领域
媒介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拓展为农民维权的领域：第一、利用其影响的广泛性与权威性设置议 题、唤起人们的关注；第二，聚集专业人士的观点，扩大决策主体。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都 知道，1980年，新华社四位记者打破消息封锁以内参的形式向中央如实报告了农民一贫如洗 、要求政府重新考虑农村政策的强烈愿望，从而推动了新农村政策的出台。如今，在崇尚政 治民主与新闻监督的年代，媒介更是肩负着深入社会、真实反映社会（监测环境）的重大责 任，使国家发展少走一些弯路。笔者对《南方周末》做了粗略的检索选择《南方周 末》，是因为它在反映社会发展动态与决策层政策变化方面比较敏锐），发现决策 层从对“三农”问题重视不够到将之作为主要议事日程是与媒介的突出报道是密切相关的。
1、展示“三农”的深度问题，增加社会的理性思维。“三农”问题不是单一或简 单的矛盾，而是随国际形势发展而变化的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媒介通过监测反映深层次的冲 突，发布专家的研究与分析，促使决策层对现实进行反思并培育人们博大的关怀意识，这正 时代发展对媒体提出的要求。
检索《南方周末》1997年至2003年6月5日的报道，有“农村”二字的文章共779篇。其中，5 02篇是直接反映“三农”问题的。从1997年开始，此类报道呈递增趋势，见图一。
这502篇报道主要包含了几个主题，见表一：
议题篇数
1专家论坛：从国策大计方面提出“三农”问题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 方案：153
2农民的民主权利：选举权、基层政权建设、村民自治土地经营权、社会 保障、社会治安60
3农村城市化：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城镇建设、农民进城务工的权益保 问题44
4农民减负与脱贫、税制改革30
5农村教育问题15
6村庄建设、粮食问题、健康保健、水、旱灾等69
7其他：假帐问题、国外农村介绍等等131
总共注：有一些无法分类的报道归入“其他”类，如《中国农村通婚圈 距状况》、《农民‘调度’陈云莲》等502
通过对以上几个议题的反复报道，《南方周末》全面而系统地描绘了“三农”问题的种种症 状，其中既有深层次的制度分析，又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如《中国基层政权面临重塑契 机》(2002.09.12)谈到农村税制改革中引发的深度问题：以安徽试点为标志的第一轮农村税 费改革，其焦点是对县乡基层政权、对基层政府和广大农民的关系进行重塑和改造。该文引 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的话说：其实，要把农民负担彻底减下来，仅仅靠税 费征收方法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进行包括乡镇机构改革在内的相关配套改革。部分地 区农民负担反弹，有的地方搞突击清欠，还有的地方在改革开始前突击集资，农民不堪重负 。其主要的原因是，“基层政府存在着阻碍改革的惯性，因为税费改革意味着今后将不能随 意向农民收钱，而长期以来，财政开支没有约束，乡镇政府量出为入，已经习惯了没钱就向 农民伸手”，现在基层干部们将70％的时间用来收费、收粮上。因此，三农问题专家党国英 指出，在乡镇机构改革过程中，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机制，让农民有对税费改革的发言权和 评价权，使乡镇官员不仅只受上面的监督，还要受到农民的监督，让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 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上。从新农业法的实施，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建议几乎都被采纳了。
表一显示，几个主题中最大的一类是“专家论坛”，它聚集了一批老农业干部的工作经验和 知识界的智慧。如《有民主有尊严共谋发展，知识分子乡村实验PRA》、《以“入世”的精 神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目光须在农村之外》等。其实，有的专家本身 就是决策者，他们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就等于是与公众共同讨论如何调整社会结构 的问题，媒体为他们提供了与公众互动交流的平台，从而避免了决策过程中少数人的价值取 向和专业的狭窄性。
2、形成舆论强势报道、扩大媒介自身的影响力。媒体将 “三农”问题搬上议题设 置的头条 位置，使之成为政治论坛上的热门话题，有效地扩大了该议题的影响力。几年来，《南方周 末》在头版或“头条纵深”版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三农”问题的大型报道，使得整个决 策层和知识界都将它作为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大议题来讨论，在社会上形成了保护农民权益 的强势舆论环境。在《李昌平：要给农民“国民待遇”》(2000.10.12)一文中，湖北省监利 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第一次提出了农民国民待遇的问题，他列举了国家对农村政策不合 理的部分和农民权益完全被忽略的普遍现象：“一是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民手里没钱，村 级集体负债累累。城市居民买车买房及其他耐用消费品，很容易申请到长期贷款且利率极低 ，农民进行生产却很难申请到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即使申请到贷款，周期短，利息也比城市 高出好几倍。二是农民因为种地亏本抛荒，还要交人头费，土地资源闲置费，城市居民失业 ，国家还发给失业保障金；三是农业税的合理性问题，国家要农民种粮，保证按０.５６元 ／斤收购，结果地方只按０.３５元／斤收购，农民却无权找政府赔偿损失，相反，还得一 亩地缴纳５００斤稻谷以上的负担；四是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于城市建设、国企解困，农民 为此提供廉价的物资保证、劳力保证。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则远不像这样受重视”。其 实对这些问题社会上下都心理有数，但惟有媒介能够提醒整体社会它们存在的不合理性，提 醒人们改革这些不合理制度的必要性。
2002年9月12日，《南方周末》甚至将A部的头四个版面全部用来报道“三农”问题：《中国 基层政权面临重塑契机》、《监利税改：八千工职人员一月离岗》等文与此前的《制度分析 中的城乡关系》、《中国户籍制度悄悄改革》等重头文章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公众的 价值观，也冲击着现有的秩序。本文虽无法对读者的反映进行具体调查研究，但据称，《乡 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2000.8.24）一文因为报道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 党委书记李昌平直面农村现实，上书国务院领导，引发了当地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事而引 来了读者的好评如潮。由此可见，媒介反映社会意见和观点、对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产生影响 ，因此而缩短了与公众的距离，也提高了自身的社会价值。也许，正是因为《南方周末》在 保护农民权益方面拓宽了群体利益表达的空间，让公民的民主权利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议题 才被读者赋予了富有特殊政治涵义的媒体。
三、媒体为维护农民权益提供舆论阵地
所谓的舆论阵地，无非就是提供社会发展重要信息和提供言论交流的一个公共场所。在政府 机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往往存在欺下瞒上的现象，因而决策层并不一定能够了 解事情的全部真相。而且，有些地方的党政干部置国家法令于不顾，蛮横地侵犯农民作为市 场经济主体的权益和作为生产者劳动者个人的基本权利。农民是个弱势群体，他们无权无势 又无经济基础，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时，惟有媒体能够为其提供最迅速和最公开的反映形 式，能够通过公开的报道促使有关方面尽快落实农民的民主权利，把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权 利还给他们。
1、传播空间的延伸与农民的话语权。多少年以来，农民忍受着制度带来的缺陷， 背井离乡四处打工，少数地方和部门采取多种手段和规定限制民工进城，对民工的管理只限 于办证、收费、设卡，缺少对务工农民的呵护和关爱。众所周知，“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 认公民的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刘华蓉 《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82页。我国宪法对公民权 利的规定非常完备，但法定的权利和实际的权利还存在着一些差距，这就要求媒介在公民的 民主生活中发挥作用。媒介将触角伸向农村最底层、反映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疾苦，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法律等权威机构在维护公民权利方面的不足。如《打工者的“夫妻房”》（《 南方周末》2000.10.26）一文写到：“‘夫妻房’也许只是一个特例，但打工者的个人生活 权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暂住证背后的利益格局》（2002.7 .25）说，“暂住证实际上还是政府控制外来人口进城数量和服务工种，从而保护当地人就 业的一种手段。”“一旦将自己职能与部门利益结合起来，极容易导致政府某些部门的逐利 取向，从而使政府职能发生扭曲和变形”。试想，如果这些话出自单个的农民之口，它将是 怎样的微弱。《南方周末》类似的报道还有《逼农“致富”逼死农妇》、《节前恶意欠薪为 何年年重演？》、《一个农民，向一群官僚分子宣战十年血泪诉讼 屡败屡战》、《支书坐 奔驰，村民盖麻袋》等等。此类报道揭露了那些对农民冷漠无情、敷衍上级、欺蒙社会的农 村基层干部。他们带着穿制服的、带警棍的人下乡收费，不交钱的就扣人关到派出所，农民 如有反抗轻者遭到拘留重者被逼得上吊自杀；有的民工讨不到工资，只好冒着生命危险爬高 楼或塔吊，以极端方式告知社会他们的人格被侮辱、权益被侵犯。这一切都是因为农民没有 利益诉求渠道，他们只能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引起社会舆论对他们的同情，促使有关方面在 社会舆论的谴责下，解决他们的困境。所以，保护农民权益，媒介一定要成为实现农民话语 权的公共场所，并采取适当措施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为新农民法中保护农民权益的各项条 款在执法中得到具体体现而努力，使那些有义务保障农民权利的人由于失职而承当不利的后 果。如果公民权利长期被虚置，公众就会寻找新的解决途径，向政治制度施加外部压力。
2、建构社会主义的公共领域，满足农民的知情权。西方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把公 共领域当作一种抗拒商品化的社会实践，并将民主、平等、参与和公民身份等当作公共领域 的原则。所谓“公共”的内涵即是，“实行民主的一系列社会过程，也就是促进整个经济、 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和最大可能的参与(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 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165页。”。显然，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政治 文明，也必须建构这样一个公共领域，“让商品化过程与社会平等和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抗争 ”。哈贝马斯说，理想的言论环境为成功的公共领域提供基础(加拿大)文森特莫斯 可《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163页。。在我国，随着经济的 快速发展，我国公民个人权利意识获得进一步的张扬。户籍制度的改革还原了公民迁徙的自 由和权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01年，媒体在满足公众对重大事件的知情权方面有了新 的突破。2001年８月，广西南丹发生矿难，导致80余人丧命。不良矿主和当地政府竟然层层 封锁，试图掩盖真相。南方周末、人民网等几家媒体的记者突破重重阻力，揭穿了令人震惊 的事件真相。从实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高度来说，这个事件扩大了社会的“公共领域” ，撕破了官僚阶层以“影响稳定”等诸多借口来阻止公众知情，试图掩盖自身腐败等问题而 构筑的谎言铁幕。从此，知情权将成为公民包括农民在内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任何对人 民不负责任和危害公民权益的人都将难以再掩盖事实真相而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
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中国广大的农村仍然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给社 会稳定造成了不利因素，也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要保持它在公众中的合法性 ，就必须追求公正的政治哲学，增加公共精神，减少行为的短期化。而建设性的媒体诉求正 是推动社会向民主方向进步的理性力量。《农民法》赋予了农民更多的权利，给予农民参与 国家政治的空间，是保障农民政治权利的法律保证。但只有当大众媒介站在政府与大众之间 ，保持其独特的监督本质，对国家权威机构实施法律法规的过程以及与宪法或相关法律相抵 触的行政法规实行监督，才能真正体现法治的进步。具体到“三农”问题上，媒介参与农民 权益保护，其最大的社会意义就在于：降低维权成本、提高国家行政效率，让法律落实到弱 势群体中的每个人身上。
美国科技评估署发现，“能够策略地运用信息和传播设施的群体与不能这样做的群体之间， 差距将会加大。甚至，最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恰恰是那些传播新科技被认为能改善他 们生存境遇的人：穷人，教育程度低的人，与技术隔绝的人，以及挣扎着生存的小企业”(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205页。。因 此，为了缩小与城里人的差距、保护自己的权益，农民兄弟请使用媒介吧；媒介，为了推动 国家民主建设，请报道农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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