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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的制度化宣泄，令中南海的“锅炉”适时释放了压力，这不仅完善了改革措施，而且也堵上了反对意见的地下通道
慈禧太后决定“开闸泄气”，组织高级干部们大讨论，把“锅炉”里的压力释放出来。
“锅炉”最近添堵了，温度持续升高，蒸汽直冒，甚至发出巨大的响声。
堵了出气口的，是一节铁路——李鸿章提出兴建的津通（天津-通州）铁路。把铁路修到北京的门口，“京师门户洞开”，这给了以翁同龢为首的一批反对者以攻击李鸿章、彰显自己忠诚的极好机会。他们一拥而上，老李的头上立即被扣上了“资敌”、“扰民”、“失业”三大帽子（详见本专栏上期《雪珥：慈禧为铁路“代言”》）。
官场上的李鸿章从来都不是逆来顺受的主。他在醇亲王奕譞的撑腰下，对三大“罪状”一一予以驳斥：
有关“资敌”：“敌至而车已收回，岂有资敌之虑？”
有关“扰民”：“建设铁路，首在绕避民间庐舍丘墓，其万难绕避者，亦给重价，谕令迁徙，可无扰民之事。”——当然，这是老李在睁眼说瞎话，谁都清楚在国家征用的名义下，那些小民的土地和房屋将如何被拆迁；
有关“失业”：“铁路兴而商业盛，谋生之途益广，更鲜失业之虞。”
既然反对者们高唱爱国歌、爱民曲，李鸿章的调门比他们还大：“津通之路，非为富国，亦非利商，外助海军相辅之需，内备徵兵入卫之用。乃议者不察底蕴，不相匡助，或竟道听途说，或竟凭空结撰，连章论列，上渎天听。”他说，如今世界大势并不太平，“环球诸国，各治甲兵”，要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全视中华之强弱”。因此，这条铁路的主要目的在于国防，“诚能于江南、赵北、关东、陇西各设重兵，各安铁路，则军行万里无胼胝之劳，粮运千仓有瞬息之效，零星队伍可撤可并，浮滥饷乾或裁或节”。至于“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等等好处，更是“难以枚举”。
对于反对者所提出的“外国设铁路以通远方，中国设铁路以迫禁近”，李鸿章讥讽道：“外国铁路皆必由都会繁盛之处起手，由近以通远，中国议设津通铁路意亦犹是。今原奏不曰由近以通远，故倒其文曰设铁路以迫禁近，实不解其所谓！”
对于翁同龢、孙家鼐提出的“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边地有运兵之利，无扰民之害”，李鸿章反问道：“所贵铁路者，贵其由腹之边耳，若将铁路设于边地，其腹地之兵与饷仍望尘莫及。且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
李鸿章很清楚，对于这些显见的道理，翁同龢们并非不明白，但是，利益决定立场、屁股指挥脑袋，翁同龢们对铁路的攻击只是手段，背后无非是权力的争夺和势力圈的划分而已。于是，李鸿章建议中央，向各省督抚们征求意见，在高级干部中展开一场大讨论。
这是李鸿章的一步高招。同为地方主政官员，他很清楚各地督抚为了发展经济，建立良好的政绩形象，绝对是赞同修建铁路的。老李与他们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总是不惮于做弄潮儿、喝头口水，而他们则更多地是明哲保身、从不出头。以中央的名义组织大讨论，就能有效地让这些闷声不响捡现成的大员们表态，从而缓解集中在他老李一人头上的压力，将自己与翁同龢之间的博弈，转变为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清流派之间的政争。
慈禧太后批阅了李鸿章的报告，欣然采纳，下令督抚们对津通铁路“各抒所见迅速复奏”。其实，适当地组织大讨论，让反对意见充分表达出来，这是从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叔嫂共和”期间就定型的基本套路。在恭亲王开创并主导的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前期，几乎各项可能产生争议的政策，都是先行在高级干部中征求意见，广泛讨论。尽管改革者总是想韬光养晦，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但很多时候树欲静而风不止，为了自保而必须反击。吊诡的是，这种大讨论虽然令反对意见甚嚣尘上，但往往在最后保障了政策的推行：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的制度化宣泄，令官僚机器这台“锅炉”适时释放了压力，这不仅完善了改革措施，而且也堵上反对意见的地下通道，大大减少了出于私心、沽名钓誉者的活动空间，也为改革者提供了公开辩护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及时挤脓包”的办法。
释放压力的另一种办法，就是“请君入瓮”，这是恭亲王时代常用的手法。总理衙门大臣成林曾经向美国籍的“洋干部”丁韪良（William Martin）解释：“你知道，由于外来反对，总理衙门的筹划有时搁浅。聪明的御史或有势力的总督向皇帝进谗言，从而破坏我们最明智的计划。这种情况下，恭亲王虽感应对困难，但仍自有办法。他奏请皇帝给他的反对者在衙门中安排位置。亲王知道，反对者一旦进入了衙门，不久就会发现，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惟一可行办法。毛昶熙和沈桂芬就是这样进入衙门的。”曾经是保守派一员的毛、沈进入总理衙门，真正挑起这千斤重担后，几乎立即实现了改变，不仅成为恭亲王的忠实同僚，而且成为坚定的改革者和“总理衙门里最好打交道的人”。
在晚清的改革过程中，我们都能发现，改革者总是必须策略性地减少摩擦的烈度、频度。根基于体制内的“改革”，讲求的是妥协，有理也要让三分；这与源自体制外的、颠覆一切、打倒一切、使用简单直接的暴力手段清除反对力量的“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革命讲求的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自己永远伟大、正确，错误永远只属于他人。改革与革命，虽然都是根本利益的调整，但在政治烹饪术上，一个是“慢炖”，即使锅有点漏了，修补修补继续熬，能将就则将就，不能将就的创造条件也要将就；而另一个则是“爆炒”，能不将就则不将就，即使能将就的、也要想方设法让它不能将就下去，完全是砸烂旧锅另起炉灶。显然，从实际操盘的难度来看，改革的“技术含量”高多了，这也需要改革者即使在策略方面也要比革命者更为圆润、老到。
慈禧太后拧开了锅炉的泄气阀后，蒸汽喷涌而出。果然，竭力赞成修建铁路的地方督抚们，也“上纲上线”地抨击翁同龢等人对铁路的阻挠，令反对者们哑口无言。大讨论的主题，则迅速地由“是否修建铁路”转变为“先行修建哪一条铁路”。各省督抚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思路，争得面红耳赤，而坐镇中枢的慈禧太后和醇亲王自然是心头窃喜。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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