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是我国基金行业作为“机构”的经营模式，还远远不够成熟。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投资基金都不能证明，自己能够保证其持有人可以获得低风险而且相对安全的投资收益。现实情况是，A股市场中几乎所有的基金，主要是承担市场大趋势的“对手盘”，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平准交易（逆向交易）”，而非“趋势交易（同向交易）”。基金与市场的大趋势对冲的结果，是令其本身的风险增加，甚至远远高于一般投资者；

　　其次，长期以来，我们对于A股市场“恶的一面”的分析远远不够。对于A股的投资工具，特别是“对冲”工具的不足，缺乏改进的紧迫感。根据近年的基金投资业绩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判定，基金不太可能总为投资者赢取超出市场平均的业绩与回报。说到底，A股基金到底有没有“投资优势”？如果有优势，为何总是“吃套儿”？如果没有优势，那么，基金“不差钱”，“规模超大”，就不一定是好事，还不如把“择时”与“择股”的功能还给市场本身，将较大的投资组合各自分拆为更为细小的、更为独立的投资组合，“老鼠仓”的理论逻辑就派生于此。因此，基金全线亏损的发生绝非偶然。规模大，操作难，其实不是好事；

　　其三，整体而言，投资基金行业道德约束不足，激励措施同样不足。投资是需要技巧的，而且这一技巧的形成，时间成本极其高昂，极其巨大。所以，任何基金在签订资产管理合同时，必须具备鼓励基金经理获得佳绩的激励措施，不给出“正方向”的投资激励，就根本无法鼓励优秀的基金经理人发挥自身最大的个人潜质。毕竟，基金经理人掌握着非常真实的各种“可交易性”的决策权，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掌握着其所选定的“投资标的”的命运。为了在市场上生存，他们有时必须与市场的大趋势“对赌”，甚至会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的极端情况发生。身心所受到的压力与伤害，常人很难想象。

　　据《福布斯》中文版近日推出的《中国十佳基金经理》（排名榜单），在中国市场，一半以上管理公募开放式基金的现任基金经理，任职基金经理的年限在两年以下，无从形成稳定的投资风格。此外，447位基金经理平均从业“寿命”不到3年。而在美国，基金经理平均任期达到5年以上，优秀基金经理的任期通常在10年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几十年。

　　作为职业投资者，基金经理们应当是最优秀且掌控最多相关资源的市场参与者，如果他们的“技术资源”和“社会资源”，始终不能转化为“技术资本”和“社会资本”，终其一生，他们也只能在竞争极端化、生存挑战化的市场中“血拼”，成为基金公司的“短工”。这可能有些说不通，甚至令人感到有些滑稽――如果基金经理本人连这个“账”都算不清楚，又有什么资格和本领在资本市场长期生存？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改革都是某种妥协，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善待基金经理们，体会到他们的困境与悲哀，从这个角度出发，只要本着“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态度，有关方面应能找到长期有效的办法，令基金经理们更好地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完善市场环境。

　　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我国主要采用契约型基金。在我国的法律框架内，基金的法律结构中有三方当事人：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我国的基金采用自益信托的形式，基金持有人购买基金管理人发行的基金份额，并与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签订信托契约，成为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和受益人。而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共同处于信托受托人地位，通过信托契约和托管协议来明确各自在管理、运用、监督基金资产方面的职责。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通过一个信托契约来构建；后二者之间的托管协议也不再是单独存在，而是融合在信托契约法律关系当中。

　　这种法律结构，事实上等于固化了基金委托人并非真正财产所有权人，投资受益人也不仅仅是财产管理权人。长此以往，确实令人忧虑。

　　一位从业多年的基金经理曾经撰文指出：2008年共有247只基金发生基金经理变动，占全部基金数目的56%，而2007年只有171只基金发生经理人的变动。

　　但在此类变动的过程中，近期发生了从公募转为私募的本质变化。其中，有些私募基金，从募资，再到开户、品牌、投资要素，是以“零时间成本”，完成了从公募到私募的“变身”，而此前的公募机构则被淘空，仅仅余下一个松松散散的空壳子，还额外给自已增多了一个盘口上的竞争对手。

　　（作者系资深市场人士，万科周刊论坛笑谈股筋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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