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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把改革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瞻远瞩的决策者主动推动的改革，另一类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如果说1992年的改革是决策者主动推进的，那么下一次改革有可能需要依靠危机推动。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式发布了共同完成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该报告提出的2030年愿景是：把中国建成“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实现这一愿景的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转变的战略建立在六个支柱之上，其中第一个支柱是“通过结构改革巩固市场经济基础”，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国有与民营部门在经济中的职能。
该报告的一大亮点是提出国有资本管理改革目标。包括：国有资本必须严格限定在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一般企业不愿意提供的范围内；国有资本应当尽可能采取金融形态而不是产业形态；当地方融资平台资不抵债时，可以通过出售国有资产填补缺口；打破石油、石化、电网、电信等产业部门的垄断和寡头格局。在竞争性行业，国有股权应该分散化并最终转让给非国有部门。到2030年，竞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应该基本上变成民营企业。
无独有偶。吴敬琏先生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不仅反思了南巡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留下的遗憾，还提出重启改革议程，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他说，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意识形态“回潮”，经济体制“回归”。在这国运攸关的时刻，南方谈话扭转了乾坤，为重新启动市场化改革铺平了道路。但是，吴敬琏指出，1992年重启的改革有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讲经济改革，不提政治改革。
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这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并且出现倒退的根本原因。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总是遇到很大阻力。“十五大”提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才保持控制权。可是“十五大”的决定在2004年之后就不再执行了。2006年出现明显的倒退：中国确立了由国有经济保持“绝对控制力”的七大战略产业部门，以及保持“较强控制力”的若干基础性和支柱产业。
以GDP衡量，中国成绩斐然；但是以体制和增长方式转变来衡量，中国失去了十年。2001年，吴敬琏先生的著作《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出版。现在11年过去了，我们仍然站在“大关”前面。《2030年的中国》把改革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瞻远瞩的决策者主动推动的改革，另一类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如果说1992年的改革是决策者主动推进的，那么下一次改革有可能需要依靠危机推动。可是，当政府应对危机的时候，不可能分流太多资源用来推进改革，因此，“危机推动的改革”结果难料。当年满清统治者不舍小利，结果错失绝无仅有的立宪机会，丢掉了社稷，平添了战乱，是为前车之鉴。
中国当前的局面与邓小平南巡之前类似：意识形态“回潮”，经济体制“回归”。在现有体制中受益的群体掌握较多话语权、对决策者有更大影响力；现在受损、但能够从下一步改革中获益的群体拥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相对较低。至少在下一次危机来临之前，全能的政府仍然完全拥有掌控全局的能力。
目前，改革共识似乎正在凝聚。就在“两会”即将开幕之际，厉以宁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一针见血地说：“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宁要危言，不要危机，这个观点是对的。改革不能到此为止，否则前功尽弃。”
在“十八大”之前能否重聚改革共识，可能决定着中国的下一轮改革属于哪一类。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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