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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四下讨好的张之洞，亲自挑挑这副沉重的担子，成则多一同志，败则去一空谈者，这就是李鸿章的如意算盘
声势浩大的铁路大讨论（参阅本专栏上期《中南海“开闸泄气”》），在张之洞横插一杠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位两广总督并没理会中央组织的讨论主题是津通铁路，甚至也未与其它督抚一道，以国防为核心进行分析，而是从发展经济角度切入，提出了一个完全跳开讨论主题的建议：缓修津通（天津-通州）铁路，改修芦汉（卢沟桥-汉口）铁路。
张之洞这一“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恭亲王评语）的举动，成为这场讨论的转折点，一下子把大家的注意力从能否修建铁路，转移到了如何修建铁路上。反对修路的人发现，在热闹的线路之争中，自己突然被边缘化了。
与李鸿章靠“枪杆子”在战场上一刀一枪挣出功业不同，张之洞靠的是“笔杆子”。
张之洞本是北京城的“名记”，以撰写抨击显要的“内参”而闻名，被称为清流派的“青牛角”（“青牛”是“清流”的谐音），当者披靡。张之洞就靠着这支“万人敌”的笔杆子，一篇文章一个脚印，成长为封疆大吏。张是个聪明人，更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因此，他的笔是长眼睛、有分寸的，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光绪五年，同治皇帝下葬，有些不长眼睛的笔杆子出来聒噪，提出了今后光绪的子嗣究竟是为光绪还是同治承嗣的大难题，令慈禧太后相当尴尬。在这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证明慈禧太后选择光绪是如何地英明。以张的眼光，自然明白哪条大腿最粗且值得紧紧拥抱。何况，慈禧太后于他，的确还有“知遇”之恩：1863年，张之洞参加“高考”，金榜题名时本是二甲第一名，但慈禧太后御笔将他改为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那比状元和榜眼都更为风光，张之洞从此也只能誓死捍卫太后。
何况，秉公而言，对一个已经运行了五年、甚至把绪统的难言之隐直接写在了年号上的体制，任何质疑都只能导致无谓的纷争，于和谐大局有害无利。张以“青牛角”为慈禧太后站台压阵，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并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这就是张之洞的政治智慧。
如今，作为封疆大吏，张之洞再度显露他在政治上的灵敏嗅觉，及超然于李鸿章这样的“干事人”之上的更为宏大的视野。他的奏折，因为反对修建津通铁路，令反对者们大起好感，这就巧妙地回避了能否修建铁路的问题，给大家都留出了回旋余地。其实，反对者并非真是顽固不化的老古板，只是利益、立场、站队使然，要显示自己的老成谋国并顺带劈李鸿章几个耳刮子。张之洞这种调和办法，就很识情知趣，皆大欢喜。
在避免了“向我开炮”后，张之洞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从更高的战略层面阐述了他对铁路的看法。他认为铁路“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革也”，这条路“无引敌之虑”，却有征调之便、贸易必旺、饷源必旺等八利，“将来集资推广续造”，向东、南、西、北延伸，“以次推行，惟力是视，二十年以后，中国武备屹然改观矣。”毫无疑问，即使从国防角度看，与张之洞的战略层面的高屋建瓴相比，李鸿章的建言就过于具体、琐碎，拘泥于战术层面了。
张之洞的分析的确超越了争论中的各方，他将发展和推动民族经济作为铁路的首要战略目标：
“今日铁路之用，尤以开通土货为急。盖论中外通商以后之时局，中国民生之丰歉， 商分之息耗，专视乎土货出产之多少，与夫土货出口较洋货进口之多少以为断。近数年来，洋货洋药进口价值每岁多于土货出口价值者，约二千万两，若再听其耗漏，以后断不可支。现在洋货洋药之来源无可杜遏，惟有设法多出土货多销土货以救之。……中国物产之盛，甲于五洲，然腹地奥区，工艰运贵，其生不蕃，其流不广。且土货率皆质粗价廉，非多无利，非速不多，非用机器、化学不能变粗贱为精良，化无用为有用。苟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本轻费省，土货旺销，则可大减出口厘税以鼓舞之。于是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壖而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销路畅则利商，制造繁则利工，山农、泽农之种植，牧竖、女红之所成，皆可行远，得价则利农。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利国之大端则征兵转饷是矣。……故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
这样一篇几面光滑、立论高峻的好文章，令中央大为激赏。李鸿章当然还有些不服气，认为“通州、卢沟同一近畿，未必通州则谣诼纷来，卢沟则浮言不起”。但吊诡的是，张之洞却并没有被任何人指责为导致“京师门户洞开”的“汉奸”，其对于高层反对力量的化解功力，实在高出李鸿章一筹。恭亲王最后拍板：“范围用张，条目在我，庶内哄息而外事成，此千载一时也”。
张之洞的一篇文章导致“内哄息”，恭亲王与李鸿章随后对张的建议进行了修订，最终确定了从北京和汉口同时开工，“两头并举，四达不悖，以为经营全局之计，循序渐进之基，庶几有益于国，无损于民，事出万全，决可毅然兴办。”
随即，张之洞被调任湖广总督。
主流史家一般的意见，认为这正表明张提议修建芦汉铁路的私心所在，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扩张。这种分析毫无根据并相当阴暗。此时的张之洞已贵为两广总督，在那改革开放的年代，两广的地位自然比湖广要高出一头，这种调动于他个人何利之有？
其实，这类组织人事安排，倒更像恭亲王的风格：虚怀纳谏之后，便将提出建议或意见之人放到那个工作岗位上去，能动嘴、就得动手，这既给建言者实践的机会，也避免了此人“站着说话不腰疼”。
而从李鸿章的内心来说，未必就没有“请君入瓮”的一点私意，让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四下讨好的张之洞，亲自挑挑这副沉重的担子，成则多一同志，败则去一空谈者，这就是李鸿章的如意算盘。
一条铁路，几样心思，做官累，做事更累，这也算是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所独有的风景。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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