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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询给孙中山出的主意，就是个以退为进的计策：修建铁路并非为了建设，而是为了“寓兵于工”，变相抓住兵权
或许是目标太大了，赌王刘学询总是招惹一些大麻烦，无论在大清国还是新生的民国。
1912年1月，当全国或者用鞭炮、或者用枪炮“庆祝”民国成立时，刘学询精心打造的西湖边的豪宅“水竹居”（刘庄，即今日的“西湖国宾馆”），却被革命新政权没收了。
革命者一般不需要给理由，但这次倒还是给了个拗口的理由：刘学询欠了大清银行的债务，就是欠了“公家”的债务，如今新政权就是“公家”，刘学询就是欠了新政权的债务。
这种逻辑，显然与革命的其它逻辑不同：比如章太炎就说希望“满清多桀纣、少尧舜”，因为只有让敌人更为腐朽、没落、反动，革命党才有机会登堂入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挖旧政权墙脚的行为，都算是革命的同盟者。刘学询欠债，却没有享受这个逻辑的优待。
1912年1月9日的《申报》，以《刘问刍倒运》为题，报道了此事——问刍是刘学询的号。报道说：
“杭州西湖刘庄（即水竹居）为粤人刘问刍所建筑，然刘比年以来表面上尚觉豪富，其实外强中干，前曾有将该庄转售之说，兹悉大清银行簿据中查有刘问刍结欠洋十五万元，屡追不缴，政事部长以该银行资本系属公家款项，刘既揭欠巨数久不归还，特于十九日派员该庄发封收管矣。”
报道中说的“十九日”，应是农历的十一月十九日，即公历的1月7日。这个细节，被本就寥寥的刘庄研究者所忽视。从这篇报道来看，浙江的新生政权在1912年1月7日查封接管了刘庄。
刘学询与大清银行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债务纠纷，目前查阅到的史料，还无法解读。但从刘学询托孙中山干预的各种信息来判断，刘学询额这笔债务应该发生在上海，与浙江本无关系。
刘庄被查封之后2个多月，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发布了一份总统令，题为《大总统令浙江都督查明刘学询呈称抵欵各节秉公核办文》：
“据上海信大钱庄主刘学询略称：‘上海信大钱庄抵款纠葛，应由大清银行原经理席德辉将苏州河边货仓及浦东地基议价抵补’各等因前来。此案前后纠葛颇为复杂，兹既据称业有沪产可作抵款，其杭庄应否籍没？又此案办法能否照来呈所请办理，以清纠纷之处，合行仰该督切实查明，秉公核办。”
这道总统令刊登在3月17日的《临时政府公报》上。从这份公文可以推断：
一、 与大清银行发生债务纠葛的，是刘学询在上海的“信大钱庄”，并非其个人；
二、 根据之前的合同安排，抵押品似乎应该是上海的“苏州河边货仓及浦东地基”，并非杭州房产；
三、 孙中山显然是想帮刘学询说话的，文中所以有“能否照来呈所请办理”的字样，而强调“秉公核办”则是官场上的一贯套头。
查《上海钱庄史料》所辑录的《申报》等报纸的开业公告，刘学询在上海的“信大钱庄”，成立于1905年。至于该钱庄的业务，尚需有更多的资料来分析，但可以肯定，以刘学询的胆子，一定会深入染指当时上海各钱庄普遍都在做的主业——比如炒股等（参阅雪珥著作《辛亥计划外革命》中对上海股市的描述）。
刘学询是何时请孙大总统帮忙的？
根据国民党党史专家对晚年刘学询的访谈记录《总理史实访问记》，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匆匆回国夺取胜利果实，在上海和南京都与刘学询有长谈。
孙中山回到上海，是在1911年圣诞节当天。根据刘学询的回忆，国民党党史专家记载道：
“辛亥光复，总理从美归国，抵沪后，哈同于其花园设茶会欢迎。刘学询与总理书，略言：‘一别十二年，雅欲畅叙契阔，旧寓人众，未便趋谒，如再临哈同花园之便，请约过谈。’
“翌日，哈同设宴，躬请总理，总理问其识刘否? 哈同谓：‘彼此皆多年稔友’，因折道约刘作陪。席间总理介绍黄克强、赵章昌、陈其美、伍廷芳、朱卓文、李晓生等多人与刘相见。
“刘旋问总理此次回国之感想。总理谓：‘最近运动北京南京广州武昌四方面起事。北京苦不得手，讵知武昌发难，十四省相继独立，岂非天意?’
“刘谓：‘革命声势，固得诸各省之响应，亦失诸各省之响应，盖今日之响应者，皆为自存计，实乃假革命。君之革命招牌最真而最考，其目的在求国利民福。惟借真招牌以卖假药者，举目皆是，将来葫芦揭破，反受其累，深恐此次终遂袁世凯个人革命之志耳。’总理甚韪刘言。”
刘学询毕竟横跨政、商、学三界，而且黑白通吃，看得很透，认为大多数的人都是假革命而已。
孙中山到南京去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召刘前往南京会谈。《总理史实访问记》继续记载道：
“（总理）就临时大总统职后，召刘往，多所咨询，刘颇多建议，厥后南北和议起，刘对总理让位袁世凯之议深表赞同，且主张于三月内让之，以为总理离国日久，对国内政治实况，非于五年之内，穷究其症结，未易实施其素所主张之主义与政策，而退职后当致力交通事业，要求政府予以办理川广云贵等省铁路之权，寓兵于工，从事兴筑，使各省散兵不致流为土匪，如是则五年以后，正式总统非总理莫属。”
对于那些“假革命”，刘学询警告孙中山，不可揭穿这些人，否则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而令袁世凯得利。他给孙出的主意，就是个以退为进的计策，修建铁路并非为了建设，而是为了“寓兵于工”，变相抓住兵权。孙中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刘的影响，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持，但是，终其一生，孙的确都在努力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
刘学询向孙文求情干预刘庄之事，这两次见面当然是极好的机会。其实，他们之间或许不需要如此周折求情，因为他们似乎还有一层更为惊人的关系：刘学询的“信大钱庄”，是为革命而负债……（见本专栏下篇《赌王负债为革命》）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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