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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缺乏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商业研究机构，无法独立地提出意见。其次，国内很多机构的操作者，都是多重代理链条后的那个控制者，而不是责任人，不需要对最后的结果负责
大约从2005年开始，全球期货交易市场中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就令人瞩目，有研究者曾经就此撰文说：“期货交易带有了一些金融性质。”
这句话要深入理解，其实并不是怎么好懂。因为期货交易在传统上是形成现货价格的一种指导机制，它与现货交易是有相互影响作用的。另外，期货交易在临近交割时是可以交实货的，如果期货价格太高，生产者可以交实货进入市场。所以数年以来一直持续走高的期货价格，令人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数年下来，我们必须承认，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里，价格的波动也许比一千个学者的预计都要准确。事后来看，所谓“期货交易带有了一些金融性质”，是指由于整个市场预期实物要涨价，所以资金持续进入期货市场里买商品，从而导致多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重要的是，这种上涨是可以自我复制的，投机者因为看到价格上涨而追入，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最后维持在泡沫水平上居高不下。不仅如此，期货交易的价格上涨还导致了现货交易的变化，其内在的规律也是一样，因为期货价格上涨改变了参与者的预期，使农民囤粮、矿山囤有色金属、收藏者们开始囤积金银……现货供需关系因而发生改变，所以价格也开始大幅波动。
市场之敏感，在于这种价格的波动比真实世界里的金融危机来得早得多。从时间上看，美国真实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发生，晚于期货市场价格波动三年以上。
西方投机者们是先知吗？其实也未必，他们只不过是清醒一点罢了。因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明摆着的：债务居高不上，而制造业空洞化，未来靠美国自己赚钱还债的可能性已经很小，那么接下来就是美元下跌，信用下降。如果我们从如此宏观的角度看，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是一个很合理的结果，只不过市场的波动比较提前而已。
这当然是过去的事情了。最新的动向是，大宗商品的价格开始大幅度的回落，而中国买家则开始大手买入。那么这背后又是什么逻辑呢？
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会发现这或许是一个新的动向：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民主体制，对经济的自我修复机制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它正好包括了美国重新对制造业开始重视，对富人开始征税，重新设置对美国以外的商品的关税，以及形成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换句话说，由于经济中的一系列信号不好，欧美国家开始从放任自由的经济运行状态，重新回到政府适度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体系中来。而大宗商品的回落和西方股市的上涨，正是对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良好回应。如果说，2005年商品期货中有大量资金是因为要避开货币贬值而买入商品的话，那么现在，它们要退出了。
这种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欧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结束，意味着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的门槛会更高。可以预期的是，这样的结果会使得国内工业生产的出口战略在未来更靠不住。正因如此，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倡导企业走向内需市场。
但是这种经济上的传导机制，却在所谓的中国买家那里受阻了。可以预见的是，大量国内商业机构，在未来仍然会买入全球金融市场里的商品期货，以期投机博利。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是因为国内缺乏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商业研究机构，无法独立地提出意见。在市场发生变动之时，人的原始冲动在于预期它会回到原来状态。比如说现在价格下跌了，普通人就认为它还会涨回去。只有靠强烈的自律和外界不断的提醒，才会使这种冲动得到平抑。而国内有这样的深入研究的机构吗？
其次，国内很多机构的操作者，都是多重代理链条后的那个控制者，而不是一个责任人，不需要对最后的结果负责。比如说，中国航油当年因操作期货失误的陈久霖。如果从责任的角度看，他本来应该是一个对中国航油公司盈亏负责的人，但事实上，中国航油的盈亏跟陈久霖这个人毫无关系。所以我们可以预期，陈久霖会更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不会把账面上的亏损与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他果然这么做了，直到整个公司根本无法承担亏损为止。
今年五月，陈久霖出狱了。不过由于整个国内机制未改，所以他会看到也许更多的人将步他的后尘。
（作者系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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